民主本土化资源的聚合及其创造性转向——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的维度检视浙江基层民主

[阅读: 次] 日期:13/01/11  来源: [字号: ]

浙江省社科界首届学术年会“社会管理创新与地方经验”论坛一等奖论文

 

 

      民主本土化资源的聚合及其创造性转向

——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的维度检视浙江基层民主

  [①]

 

 

摘要:浙江基层民主发展,结合了地方性的特色,在实践中创新与突破,创造了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治理文,不仅提升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创新能力,而且丰富了基层民主治理的形态。本文借助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审视代浙江基层民主的本土资源的累积与创造性转化,并对浙江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创新给予一定的解释与探索。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基层民主;创造性转换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并充满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现代性社会,我们的周遭一切都正发生着变化,人们的知识观念也正处于悄悄的变革之中。美国学者吉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概念也正是这一变革的成果之一。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不仅仅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与方法论。“地方性”既指特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又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所形成的立场、观念和价值等。浙江各地正是借用“地方性知识”来丰富与创新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并把这种充满泥土气息的地方性民主知识与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基层自治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并创造出下述一些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

一、“地方性知识”的理论运用及转换

从二十世纪后半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远远超出西方经典现代性知识系统所涵盖、划定与解释的范畴与能力;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开始借助于对文化他者的研读来反思西方自己的文化个性与社会结构,并发现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在本质上也仅仅是基于“西方”的特质而进行的人为建构与叙述,与非西方的诸多“他者”一样,仅仅是世界多样性中的一个样本,不应该享受对“他者”的领导权。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知识观念与认知正处于激烈的震荡与更新之中,西方世界的宏大叙事方法与整体性的知识观,正遭遇消解与重构。随着而来的将是更多的“地方性知识”观念的产生。

“地方性知识”是美国学者吉尔兹提出与阐释的一个极具创新性、包容性与解释力的概念。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一书中对“地方”一词的给予如下的界定:“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②]他还举出法律制度的成长需要地方性知识的支持为例,他说:“任何一种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须力图把具有地方性想像意义的条件的存在结构与具有地方性认识意义的因果的经验过程勾连起来,才可能显示出似乎是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浅程度不同的描述”[③]其实,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不妨将地方性知识理解为可以对问题作出独立解释的一种意义单元。

吉尔兹所表述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基于具体的情境条件下诞生的新型的知识观念,是对那些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的知识的一种辩护与合法性的证明。因此,人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吉尔兹认为当今世界呈现的丰富多彩的特性,已经充分表明人类的知识形态已经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由单一性转向多样性。虽然“一般性理论”,“仍在我们中有其信众,但其实质已逐渐空泛,这种企望已渐被视为虚妄”。[④]

吉尔兹认为,在地方上有一定深度的观念与实践可以引导我们尊重差别与多样性,尊重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协议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评甚至诋毁那些不与自己文化相吻合的东西。吉尔兹指出:“最终,我们所需要的还远不止于地方性知识。我们需要一种将它的各种变异形式转换成其彼此的评注的方法,亦即以彼此的优长评释对方的短处的方法”。[⑤]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既为学界的开放性和丰富性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述框架与思维结构,也为学者的研究带来诸多的思考维度与视角的转换:

(一)地方性知识对“中心主义”的解构性和颠覆性。地方性知识和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与宏大叙事是对立的。吉尔兹曾经对把一元化知识时代的社会科学喻为“社会物理学”给予深刻地揭示与批判,并告诫世人,对待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绝不能像对待物理现象那样用呆板的机械的因果模式简单地套用。可以说“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性命题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和方法论方面;由于它对正统学院式思维的解构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相互呼应,所以很自然地成为经后现代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一种立场和观点,成为挣脱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的一种契机,成为反思自身的偏执与盲点的一种借镜。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演进,尤其是信息网络的发展,现代性社会已衍生出过去不曾有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如果再用过去的“公理”、“真理”是难以提供充分的解释力,人们应当学会从交叉文化的立场去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再盲从“用归纳法则探索原因这类社会物理学的老方”[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地方性知识”实质上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种表达,是用以对抗“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工具和武器,只不过这种趋向由人类学家吉尔兹加以放大了而已[⑦]

()地方性知识具有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从时间的长河来看,任何制度、学科与规范都只不过是地方性知识的展现,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性就必然无法展示其普遍性的意义。对于民主来说也是如此,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对民主的理解与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特征,是受到一定的文化传统、惯习与场域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中,对于民主的生成、民主的概念与民主的功能等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对民主作出一个公平的评价与客观的认识,必须充分尊重到当地人对于民主的理解、应用,只有在意识到这些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地方性的民主做出有效的理解、评定与解释。任何事件与制度的发生,均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特定的空间之中。没有丰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普遍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理由。

(三)地方性知识的关注与尊重“他者”。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绪言中写道: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其间道明了尊重他者的重要性。吉尔兹认为“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⑧]尊重他者,就应当尊重当地的语言、想像、社会制度、生活行为和文化传统等这类有象征性的形式与仪式,从中去把握一个社会中人是如何在众人之中展现自己,以及又如何由他者来表现自己。

(四)地方性知识的开放性与时代性。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发展并不是保守封闭的,是时刻开放与动态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正在途中(ongoing)地方性知识的场域可以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改变、扩展与重组,以获得更好地发展和强劲的生命力,而且地方性知识特性也可以扩展为普遍性知识,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与借鉴性,因而可以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去。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带来的启示告诉我们无论是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都应当受到尊重与礼遇,本无论是本国的制度资源与外国的制度资源也都应当辩证地看待与借鉴。

二、本土民主资源的累积与“地方性知识”的显现

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实质上是由遍布各地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知识推进的。不同种类与体系的知识与符号,规定着不同的文化观、价值观、伦理观和行为观。正如吉尔茨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对其所处世界的不同理解的产物,文化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文化中行为者的行为组织方式。”[⑨]事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奇妙性和神秘性,例如,地方性知识自身的局限性就恰恰在于包含着地方性的传统与惯习;但是,地方性知识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恰恰又是通过传统与惯习给予展现出来的,一些传统和惯习要素又恰恰是革新传统符号、变革社会结构的稳定元素;地方性知识引人注目的更在于它的实践性,因为它始终扎根于富有活力的民间社会,每时每刻都与现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密切关联。地方性知识是人们为适应所处自然环境,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积累、运用和传习的知识和技能。我们不但不能忽视和抛弃,反而要重新加以认识、评价和利用充满泥土气息的地方性知识。近年来,在浙江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随着社会各类组织的扩大,民众在积极参与各方面具体事务中,将基层民主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基层自治制度逐渐结合起来,并创造出下述一些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

1)“民主恳谈会”。浙江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最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知识特色的莫过于诞生于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浙江省温岭地区村民在民主自治的实践中,自发涌现出以“民主对话”、“村务大家说”、“村民民主日”和“农民讲台”等形式为特征的充满新鲜泥土与芳草气息的民主恳谈会。这种基层民主的突破是“在市场化改革发展过程中,伴随新旧体制转型而产生的新生基层民主形式。”[⑩]这种民主恳谈,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治理活动,是应对一些基层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践情况,即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如何与之相适应并进一步提升问题,这种恳谈模式也可以称为协商式民主的中国农村版;(2)“乡村典章”。“乡村典章”被喻为浙江省首部农村典章,诞生于浙江新昌县下属的儒岙镇石磁村。2004年,当地村民根据村治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通过了《石磁村典章》。这部典章被喻为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董村典章》共824条,内容涵盖了村务决策、村务管理、村务监督、村规民约等各个方面。乡村典章是浙江广大农村乡规村约寻求突破与创新的最为典型的文本;(3)“八郑规程”。2006年浙江嵊州在探索基层民主自治过程中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制定了八项重点制度和《八郑村村务公开》、《村干部谈听评》等八个重点工作操作流程,即“八郑规程”[11]。八郑规程的制定也表明了浙江基层民主发展逐渐转向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发展趋势;(4)枫桥经验。诸暨枫桥人民一直传承着1963年以来以化解矛盾消除纠纷稳定社会为特色的枫桥经验,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赋予新的内涵与特色。枫桥经验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发展变化赋予新的内涵与特色。把传统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转变为当前的“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功典范。

上述提到的“民主恳谈会”、“民主恳谈会”、“乡村典章”、“枫桥治理经验”和“八郑规程”等地方性知识的文本,只是浙江省地方性基层民主探索的代表,全省各地都涌现出诸多各具特色的一些地方性民主知识,创造着一套得到当地政府认可与鼓励的中国式的基层民主政治话语。浙江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创新,在实质上反映出“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这一深刻的命题。这一命题隐含着两层意蕴:一是在中国本土蕴含着丰富的具有创造性的民主资源;二是中国本土民主资源亟待以适当的形式去开发与提升,要尽快走出地方性,获得“他者”的认同与理解,并形成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

谈起“资源”这个概念,源于经济学,强调的是有用性与实效性。资源本身不是目的,主要用来为别的目的服务的。资源可以分为本土资源和外来资源、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制度资源和理论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所谓“本土资源”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民族与群体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经验,即活生生的、流动着的、在人们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观念以及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与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如各种本土的惯习、惯例与传统,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对于民主来说其本土资源是指在本国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民主惯习、民主传统、民主作风与民主特性等等。一般而言,如果移植外来民主,那么就应当认真研究与探究如何与“本土资源”的结合问题,如果对外来民主的移植未能和本土资源相融合,那么,这种外来民主与本土资源就会发生冲突与错位,很难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起来。与外来的民主制度相比,从本土资源中产生的民主制度一般来讲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更容易得到贯彻实施,因而有利于减少国家的权力干涉,有利于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能够达到比较稳定的社会预期。但是,本土资源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它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本土资源因不符合社会潮流而被淘汰,有些本土资源适应社会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要求留存下来。本土资源也是在变化的,对于民主的本土资源来说其演变可能花的时间更长久一些。特别是沉浸在广大乡野民间的许多带有传统的民主文化正组织和引导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和秩序是不可能仅仅从一套书本上来,而外来的理念化的民主条款也是不能取代的。

民主的基本内涵、理念与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民主的具体形式与模式不可能进行统一的裁定与取舍,所以中国的民主只能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不可能靠移植与模仿来建立,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

前面提到的浙江基层民主政治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与整个基层的治理体制和治理技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特别是与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基层自治制度相结合,在综合治理中思考民主建设的意义和框架,并在实践中创新了许多基层民主治理模式,这就是浙江多年基层民主政治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正是“民主恳谈会”、“乡村典章”、“枫桥经验”等这些各具特色的享有丰富内涵的差异性元素,才使基层民主的自治结构充满弹性和张力。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地方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因此决不能把它们归入某种既定的宏大和预设的理论模式,而是要审视其在具体的实践中的特殊之处以丰富和完善原有的模式。对于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吉尔茨就坚持不仅仅要:“一点一滴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更要“通过对特殊问题的特殊对待,来达成其分析的进步。”[12]上述文本正是对“地方性知识”永不停止的实践与探索而取得的,这些文本包含着无限的生机与创造力,正如有的学者谈到:“我们每一次面对这些充满地方性知识的创新文本,都可以成功解读出前所未有的新意与惊奇;我们每一次对这些文本蕴涵着的勃勃生机的草根民主的认知,都可以体会到其对以往的传统框架构中的普式民主造成剧烈的冲击。”[13]更值得庆幸的是,文本虽然是由地方性知识构成的,但却具有现代性属性,具有一种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状态,“它不求认识终极结果的绝对与完美,而更关注认识过程本身,从而有别于西方传统宏大的一元认识论中,关于人类文化知识增长的静态积累与政治文明的线性发展模式。”[14]

三、基层民主的拓展与“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

生活在差异性和丰富性情境中的人类决不可能使用完全相同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来理解、解释和传达所处的世界及认知。正如吉尔兹提出的如下追问:“如果不是如我们所被教导的那样,用一种特别的感情方式,或几乎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能力像真正的当地文化持有者一样去思考,感知,参悟,那么人类学如何能得知当地文化持有者的思考,感知,参悟事物的方式?”[15]吉尔茨认为:“由于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对其所处世界的不同理解的产物,文化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文化中行为者的行为组织方式。”[16]文化模式并非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而是呈现出差异性的特殊意义系统,并由此构成了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说,“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东西,都要经过表现为神话、仪式、意识形态、艺术及其分类系统的‘地方性知识’的过滤,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通过文化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作用而形成意义结构,并且对这个意义结构进行沟通、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17]

浙江基层民主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顺应当今改革发展时代潮流,依托乡村自治与自我管理的社会背景和基础而孕育、生成和发展的,同时也是浙江自觉地适应社会现代性变革的要求,积极回应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如何提升基层民主政治引领其发展建设的结果。浙江的市场经济发育较早,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乡村市场经济发展也较为成熟,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动力;基层民众在民主政治的实践探索中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小生产意识,孕育出自主、竞争、公开、公正等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相适应的现代新观念;同时,浙江各级党委与政府能够积极引导和推动民众参加基层民主建设,并通过丰富的民主形式来保证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管理,努力改变村民自治组织一直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切实保障法律制度赋予村民自治原汁原味的“草根性”,使村民自治充分代表村民属性,充分体现村民公意。因此,浙江在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倾听民意、问计于民,积极引导和支持由民做主,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一次次走在全国的前列。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不仅积极推动了基层政府的功能转换,更推动民主自身的开发功能,“主要是使基层民主有关基层社会管理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18]基层政府已经认清要解决好发展中的各项问题,必须要联合全社会一起来解决、必须依靠基层民主的力量来推动,这就要求有效地开发基层民主自身功能,一方面使已有的功能得到充分开发,如民主沟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发挥,另一方面还要开发原来没有的,如环境保护功能、社会稳定和谐功能等。浙江基层民主在发展中正尝试着进行创造性地转换,积极推动基层民主由“自治”转向民主“治理”,由重视传统动员式民主转向维权式民主发展,尤其重视草根式商谈民主的建设。

(一)由“自治”的民主转向“治理”的民主。“自治”与“治理”这两个概念在当今中国学界中,尤其是在对乡村政治关注和研究的学者群体中,是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层拓展,“治理”这个词更能够深刻表达这些学者进行村民自治研究后力求超越原有研究局限并希望做更深、更广的研究需求。华中学者徐勇认为“农村问题不简单是个村民自治问题”,还“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察的”;学者贺雪峰在村庄选举观察的经验基础上,也提出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19]浙江省的基层民主的发展着力点在于解决民生问题,其自发性与自主性很强。虽然浙江基层民主发展在开端时,也是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诉求多元,社会流动和信息流通加速,权利意识觉醒,以及在土地、环境、农村低保、义务教育免费、社会养老保险等领域的问题增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水、电、路、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建设中,基层民众的主动参与,而使其基层治理呈现出逐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基层民众关心涉及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敢于表达意见,积极组织起来与基层政府、各种组织与群体对话,争夺话语权,并对农村公共事务深度介入;同时浙江各地党委和政府又注重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引导群众参与和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的功能方面,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

(二)由“动员式民主”转向“维权式民主”。动员式民主”与“维权式民主”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学者李凡基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权在治理方式上转变的背景下提出的。李凡认为从村(居)民自治推行中政府的行为来看,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宣传鼓动、组织控制、权威支配和群众动员等这些一贯的做法,都被政府沿袭。因此对于这样的民主方式,一般称之为“动员式的民主”。动员式民主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的,主要发动和引导群众进行民主投票和政治参与,而各级党委与政府是动员式民主的政治基础,通过动员式民主,在中国乡村逐步建立了一个和民主持续有关的规则和制度;维权式民主是以公众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公众主动参与各种社会事务,是以维护公众权益为主要目的民主发展形态[20]。浙江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环境、和政治等方面引发诸多新问题与新情况;在这些问题中,集中体现出民众公共权益的流失,尤其是在健康、福利和环境方面公共权益的流失,民众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也切身体会中感到了民主法治的重要性,逐渐开始重视依法参政、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利,从单纯的服从性的参与逐渐转向采用合法性维权式参与,他们遵守法规制度进行有序参与的习惯开始养成,并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地建章立制,提高民主管理的效能和水平。在中国日益发展的现实社会中,如何保障公众的利益,如何制定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的需要,急需要社会民主的与时俱进。从这样的维度审视,维权式民主带来一种契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利益问题,尤其是公民权利问题。

(三)由“选举式民主”转向“商谈式民主”。浙江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引发了农村社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农村公共收益问题、各级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投入、支配和使用问题问题、大量外来人口群益保障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等;传统的管理办法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抓紧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性[21]诸多农村公共事务性议题与实施仅仅依靠选举民主是无法妥善安排的,更需要大家做下来充分交流各种意见,进行民主协商,取长补短,反复整合以提升。这样以来,浙江基层民主发展也由过去的选举型逐渐转向对公共事务如何进行管理、介入与监督等方面上来。这种商谈是与基层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监督等过程密切联系,着重探索如何扩大基层民主,引导和组织群众广泛、有序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上来。在实践中逐渐由一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逐步走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王浦劬教授在考察这种商谈民主认为,它不是首先选择民主选举制,而是首先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这些环节,当然也包括民主监督,这样它就提出了一个民主政治建设新的切入点和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治理型模式。[22]这种民主恳谈活动丰富了基层民主形式,既为广大群众自由、广泛、直接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也为基层群众监督基层政府的权力行使提供了新方式,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浙江地方性知识模式的意义和独特价值在于,将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草根民主形式正式吸纳到现行政治体制内,从而也有效化解了其可能作为合法性体制的异己力量存在带来的风险。

浙江的基层民主坚持了本土化的路线,将各类制度规章的创新扎根于本地的土壤里,地方特色鲜明。他们在实践中更注重讲求实效,不强求一律,不搞一刀切,坚持从实际出发,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地进行基层民主创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有针对性和富有成效,从而避免走形式主义、搞“政治秀”[23]浙江基层民主在其演进中,自觉地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选择出来,加以重组与或改造,使经过重组与或改造过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业模式,变成有利于革新和拓展的资源;同时,为使得这些本土资源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有意识地对传统中的民主因子进行现代性的阐释和提升,诸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理念,墨家的兼爱思想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等等。一方面发掘其民主的含义,同时赋以这些传统的时代性新意,让传统的精华活跃起来和实用起来。基层民主的发展绝离不开农民主体的积极参与,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心态,他们的习惯和偏好,以及约束与推动这一切的当前社会环境,是地方性知识的活力源泉,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性知识才更有生命力、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具有发展潜力。

四、以“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审视现代民主政治

基层民主治理文本并不是漂浮于空中,你无法信手拈来,随用随取;这些地方知识文本也不见于专业性的书本中,你也无法随性捡起浏览与阅读;因为这些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充满个性化的,无法写入正规的教科书中,只有根据时代发展,认真发掘本土民主资源,并使之与现代性资源对接,才能深刻理解民主自身生存的意义。

(一)民主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在传统意义对“普遍”与“特殊”模式的研究中,往往把它们简化为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普遍”与“特殊”模式;两种模式的简单对立就很难产生促进沟通和理解意义上的系统比较分析,而且容易把知识的生产活动变成知识的政治活动;但是,在实际上两种模式是能够展现出一种共处共享的哲学效应。所有的地方性知识其实都不拒绝各种视角的研究,需要人们从不同视角提出问题,并进行互学、互利和互补。对于民主来说,民主既是一个概念化的、简略的、静态式的关系描述,也是一个实践性的、复杂的、动态的生活过程。民主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民主只是从地方性知识抽象出来的一个现代性概念,对民主的一般性的类特征进行概括而已;但民主的一般性并不影响到民主本身的独特性、地方性、丰富性、或变动性等特质。各种地方性的民主知识完全可以进行坦诚而充分的交流,并成为人类知识共享的一部分。

()民主的本土性与移植性。研读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我们可以感悟到民主在具体的每一个国家、地区与民族中的生成和发展都表现出本土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特色。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在调运民主制度解决社会利益性问题时也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与路径,正是这种共同性为民主政治的移植、示范与借鉴提供了可能。民主的本土性是指促成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民主形成的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特殊性以及本国民主自身的特殊性。这表明人们在思考和研究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应当考虑一个国家的本土资源与文化传统。民主的移植性是指在民主政治法的发展中要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符合民主的共通性普世式的一些元素。

结合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得知,民主的本土性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一是我们绝不能以传统的人治观念、集权意识和等级观念来推动民主发展;二是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来发展民主;三是要积极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发展民主的成功经验。高度注重民主的本土性和移植性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不能把民主的本土性和移植性推向极至,两个方面应当适度结合,并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

()民主的地方性与现代性。各国民主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既展现出共性的一面,又凸显出个性的特点,是现代性与地方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其中,共性的一面也就是民主的现代性,也就是民主的内涵、结构、功能与价值理念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质,也可以把这些共同点叫做民主的一般性知识;同时,个性的一面也就是民主的地方性,也就是各国民主的内涵、结构、功能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具有的特殊点,这些特殊点也可以叫做民主的地方性知识。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中发现民主的共性,以一般性知识来修正本国民主的不足性;同时又要比较的视野中发现民主的个性,以地方性知识来保持本国民主的本己性特色。

()民主的冲突性与协调性。从民主的特殊性与一般性,本土性与移植性等出发,我们还可以得出民主适用中的协调性和冲突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冲突性是指民主适用中,各国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和排斥性,对民主的丰富内涵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取舍性;协调性是指民主适用中,各国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合作性。当今社会是集信息网络、风险、时空交错等一身,在此背景下的民主的协调与冲突就变得更加凸显与频繁,并且成为我们发展民主政治时所不能回避的主要问题。由此可见,当下,我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时将会面对各国民主之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就要求在民主的适用中处理好协调性与冲突性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各国民主政治在求同存异中得到共同发展。

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过去人们一味相信只要依靠西方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并不成功。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抛弃或背离了一些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性民主知识;对于地方性民主知识,我们不但不能忽视和抛弃,反而要重新加以认识、评价和利用其充满泥土芬芳气息的属性。应当把民主、自由、正义和人权等现代性元素与地方性知识的属性、区域性和自治性对接,加强对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利用,把地方性元素与现代性元素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能为各地开辟新的具有特色的民主道路,也能为世界民主发展作贡献。



[①]赵宬斐,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后,复旦大学统战基地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政党政治与现代性。本文是国家重点招标课题(09AZD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710092)和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ZD2009019)成果

[②]参见[]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1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③] []克里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④][]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粱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

[⑤] [] 克里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⑥][]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粱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

[⑦]参见[]克里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导读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格尔茨著,王海龙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P15,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⑧][]格尔茨著,王海龙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P19,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⑨]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 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版,37页。

[⑩] 万斌:《浙江蓝皮书——2004年浙江发展报告》,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11]八郑规程将制度、程序、运行和监督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规范的民主管理体系。八项制度是,民主选举制度、村务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管理监督制度、村干部谈听评制度、村干部工作追究制度。八大工作流程是,选举流程、村务决策流程、财务管理流程、招投标工作流程、村务公开流程、村务监督流程、谈听评流程、村干部责任追究流程。

[12]格尔茨本人的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两本被视为阐释人类学理论圣经的论文集很少有泛泛空谈,其思想大多是渗透于那些对地方性文化实体的个案研究,比如,通过爪哇人仪式变化的实例来透视其社会变迁,借助对巴厘人斗鸡活动的深描来解析其制度与文化构成。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英文版”》,第6页;另参见格尔茨的两篇论文“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和“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见《文化的解释》,205230页、484534页。

[13]黄丽萍.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5.

[14]黄丽萍.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5.

[15] [] 克里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16]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 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版,37页。

[17] 高丙中、纳日碧力戈:《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18]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19]参见吴毅、贺雪峰、罗兴佐、董磊明、吴理财在《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一文中的回顾,以及贺雪峰在《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载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272页。

[20]李凡.维权式民主的出现和发展[J] .背景与分析特刊,2009,(29.李凡教授给予维权式民主的解释:1、维权式民主的前提是以社会公众权利为基本考虑的,也是以社会和公众的自由为第一考虑的,其核心是社会的自由问题,包括了公民的结社、言论、选举等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自由。不论各种各样的维权式民主是以维护什么样的权益而出现的,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隐含在其中;2、维权式民主是社会公众主动发起的并主动的介入其中,而不是政府主动发起的;3、公众在维权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民主发展的方式,例如组织选举、法律诉讼、NGO(非政府组织)的建立等属于维权式民主的范畴,但并不是所有的维权活动都在民主的范畴内,例如社会出现的暴力活动等;4、维权式民主的活动目前基本上是在社会层面的活动,但是对于公共政策的要求,以及人大选举的介入,有的已经开始介入到政府层面;5、维权式民主基本是一种直接参与式的民主,目前在中国还不是代议制的民主;6、维权式民主和政府处在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合作、冲突和不合作都兼而有之;7、与维权式民主发展相关的法律基本没有。

[21]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7,(3.

[22]陈奕敏.温岭民主恳谈会:为民主政治寻找生长空间[J].决策,2005(11).

[23]宋建勋,洪开开,王宏旭,林龙.内生制度与政府规则:浙江基层民主发展的启示[N].学习时报,2009-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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