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生态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阅读: 次] 日期:17/07/17  来源: [字号: ]

   :目前的生态城市评价理论及其模型普遍建立在国际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较多植入经济、社会指标,未能集中反映城市的生态内涵,造成较大的评价偏差和误导,在本质上并非生态主义的。本课题在清理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由生物化学指标、病理相关指标、经济相关指标、人文相关指标4个方面进行杭州市生态城市评价体系全要素建模,并拼弃通行的问题较多的分级加权法,采用百分制方法计量测评,所得结果与国际组织的综合评估、单项评估以及公民的直观感受较相一致。本课题提出的评价模型对全国城市具有广普性参考价值。

关键词:生态城市 生态本义 评价体系

作者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邮政编码 310006);吴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政编码 310025)。

 

生态城市评价体系是日益走向生态危机的中国城市进行生态水平测度和改良城市化策略的重要参照标准。中国学术界对其进行了比国外更专门的研究,但理论范式突破不多,没有完全针对中国城市的突出问题,不能反映生态本义,总体而言理论和实践价值有限,因而需要进行全面的理论反思和新的理论创建。本课题试结合杭州市的实际提出具有广普性使用价值的理论模型。

一、理论依据与目标原则

(一)理论依据

1.问题由来

现代城市自工业革命兴起以来成为经济的增长极,在改善人类福利的同时也空前激化城市内部的矛盾以及与外部的矛盾。其中生态问题最为尖锐,在当今已构成难以克服的危机,给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界带来十分严重的存在性威胁。城市人口的高集聚和污染高排放造成全球生态环境全面、深度的不可逆破坏,城市规模的扩张更是直接破坏土壤和水环境。2011年世界人口超过70亿,中国大陆13.47亿。1950年全球城市化率约30%2008年达到50%2050年将上升到60%以上。2011年中国大陆城市化率51.27%[1]目前全球城市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2%,但其财富产出与废弃物排放都占全球总量的70—80%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琛(Paul Crutzen)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人类纪生态城市评价体系是日益走向生态危机的中国城市进行生态水平测度和改良城市化策略的重要参照标准。中国学术界对其进行了比国外更专门的研究,但理论范式突破不多,没有完全针对中国城市的突出问题,不能反映生态本义,总体而言理论和实践价值有限,因而需要进行全面的理论反思和新的理论创建。本课题试结合杭州市的实际提出具有广普性使用价值的理论模型。一、理论依据与目标原则(一)理论依据1.问题由来现代城市自工业革命兴起以来成为经济的增(Anthropocene)概念,以说明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上升到与冰河作用、小行星撞击地球等最强大的宇宙蛮力同一级别的程度。[2]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报告,全球生物承载力(为人类供应资源及吸收排放的土地面积)为人均2.1hm2,而目前人均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已多达2.7hm2。美国的生态足迹约为其国家生物承载力的1.8倍,中国约为2.3倍。美国人均生态足迹9.4hm2,若全球人均达到这个水平,则需要约4.5个地球来维持。20081113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表的《大气褐云:亚洲区域评估》指出,由燃烧化石和生物燃料所形成的大气褐云(Atmospheric Brown Clouds)和温室气体一道对亚洲的气候、环境、健康等造成重大影响。曼谷、北京、开罗、达卡、卡拉奇、加尔各答、拉各斯、孟买、新德里、首尔、上海、深圳和德黑兰等13个大城市被定义为褐云覆盖的热点城市。自2007年以来中国CO2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2010年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数据绘制出2001—2006年全球PM2.5地图,结果显示中国的华北、华东地区污染最严重。[3]2011年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深圳、广州、苏州、宁波、南京9个监测试点城市灰霾天气数量占全年天数的比例介于20.5%52.3%之间。2011年国家环境保护部确定将PM2.5纳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从2016年起公布数据(北京、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将提前公布)。但上述标准订得极低,PM2.5日平均浓度限值为75μg/m3,一级标准为35μg/m3内,二级标准为35—75μg/m32012325日浙江省环境保护厅首次公布PM2.5日值, 24日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舟山7个城市1个站点的值分别为3549334033443025日为60545058745950[4]全部达标,乃至可以是一级优良水平,有严重的误导效应。国际上一般都以30μg/m3为标准,严格的为15μg/m3。据复旦大学环境科学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研究,按这样的标准长江三角洲城市每年达标时间不到10%[5]而全国80%以上的城市年空气质量不达标。据前几年测定未公然的数据,杭州PM2.5年平均浓度限值2006年为77μg/m32010年为68μg/m32011年为52μg/m3[6]中国657个城市中400多个供水不足,较严重的110多个,总缺水量达60亿m3以上。中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基本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饮用水水质准则》(第三版,2005年)接轨,检测指标增加到106个,但WHO的标准考虑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大体保障安全用水,而达不到健康用水的标准。与欧洲联盟(EU)《饮用水水质指令》(98/83/EC)和美国《国家一级饮用水规程》(NPDWRs或一级标准,1998年)、《国家二级饮用水规程》(NSDWRs或二级标准,1998年)相比,中国标准的有机物指标要求较低。而根据现有检测技术发现,城市给水中有2221种有机物,饮用水中即有756种。其中20种为致癌物、23种为可疑致癌物、18种为促癌物、56种为致突变物。[7]中国无以胜数的工业污染物也不在检测范围内。即便如此,2006年颁布的上述新标准201271日强制执行后,全国大部分城市饮用水也不能达标。第五届亚洲太平洋地区癌症预防组织大会(APOCP)发表的《2010年癌症报告》指出,2008年至2030年全球新增癌症患者将从每年的1240万增至2640万。按2008年全球人口67.3计,癌症发病率约184/105543人中1人)。据20108月国际抗癌联盟(UICC)在北京举办的第21届世界抗癌大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每年癌症发病人数260多万,死亡人数约180万人,在过去30多年增加了80%以上。按13.4亿人口计,中国大陆每年癌症发病率约194/105515人中1人),高于全球水平。而中国的沿海城市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已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癌症等恶性病发病最高的地区。其中杭州又尤为严重。

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超大容量漫延,生态掠夺在当代并没有终止的迹象,生态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尖锐的矛盾。而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警示,人类为城市寻找的另一种负熵存在巨大的不可抗风险。剧烈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给公众带来非常强烈的直观刺激。但由于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有意隐瞒、行政管理部门监测不力、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以及公众民主参政议政意志薄弱等因素,城市生态质量一直未为全社会所完全知情。本课题基于科学模型构建宜于公众理解和掌握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19和方法,以期推动生态政治、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发展。

2.主要思想和理论源流

生态城市评价标准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城市思想。生态城市(EcocityEcological CityEcopolisEcovilleEcovillage)又称生态社区(Eco-community),其最早的思想渊源是19世纪末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还最早开始了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保罗索勒瑞(Paolo Soleri)、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Ernest Friedrich Schumacher)、理查德布里兹(Richard Britz)、保罗格洛弗(Paul Glover)、彼德伯格(Peter Berg)等对生态城市有了自觉意识或较系统的论述,推动了生态城市运动。1975年,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以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为宗旨建立了一个非赢利组织,创办《城市生态学家》(Urban Ecologist)杂志,并于1987年、2001年先后出版《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等书。其所在组织自1990年以来多次组织召开生态城市国际会议。1972年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明确提出人类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并为大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最大利益1984 年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The 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简称MAB)第57集则指出:生态城市规划即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

MAB提出的理念具有总体性或总纲性,如生态城规划5项原则:生态保护策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生活标准,文化历史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学术界则侧重于实践方面。1984年雷吉斯特提出相对较小的规模、就近出行、小规模集中化、物种多样性4项原则。1987年又提出以生命、美丽、公平为准则和充分运用生物学原则、高密度三维利用土地等原则。[8]1996年他领导的组织提出了更加详细的10项原则:修改土地利用开发的优先权,优先开发紧凑的、多种多样的、绿色的、安全的、令人愉快和有活力的混合土地利用社区;改变交通优先权,把步行、自行车、马车和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置于小汽车出行更优先的位置;修复被损坏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河道、海滨、山脊线和湿地,建设体面、低价、安全、方便、适于多民族、经济实惠的混合居住区;伸张社会公正,改善妇女、有色民族和残疾人的生活状况;支持地方化的农业和城市绿化项目,实现社区花园化;采用新型技术降低资源消耗,回收可再生资源;支持有生态效益的经济活动,抑制污染物和危险品排放和危险有毒材料的生产使用;提倡自觉的简单化生活方式,反对过多消费资源和商品;加强生态教育和生态宣传,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9]1987年,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亚尼科斯基(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ницкий)系统阐述了生态城市概念:它将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使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而居民身心健康与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保护,因而是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生态城市的形成分成3个层次,即时——空层次、社会——功能层次、文化——意识层次。其中第一层次是自发趋适,第二层次是社会手段的外在调节,第三层次变自发为自为、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或趋适。要实现这种进化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设计规划、建设实施和有机组织结构形成5个阶段。[10]

上述理论主要将生态城市理解为一种理想、系统或环境。其中有两个思想内核应特别重视:一是城市具有生态极限。吴良镛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隐含着极限”[11]。罗伯特科斯坦佐(Robert Co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进行估算时明确指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其供应有限,供应曲线为没有弹性的直线。[12]蒂莫西比特利(Timothy Beatley)和雷吉斯特也强调这一极限。[13]生态足迹分析方法是量化生态极限的有效工具。二是城市的生态问题没有边界。国际上的生态城市一词包含各种规模的人居环境如城市、小城镇、村庄和邻里,等同于生态社区,[14]要求对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给整个生态圈带来的巨大压力有全面清醒的认识[15]。中野尊杭州生态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杭州研究  27卷第120正指出,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局限于城市,它通过发达的交通和通讯联系对区域生态系统发生广泛影响。[16]因此,应该就区域生态系统或全球生态系统研究城市的生态问题。[17]生态城市评价体系是基于生态城市理念提出来的,其最基本的学理依据是生态极限,而总体价值是通过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控制保护全球生态环境。

(二)目标原则

1.基本目标

目前中国许多城市都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但实质性内涵却有较大偏差。一般都限于局部区域或局部方面,以局部目标代替整体或总体目标、以表象代替内在。如花费巨额投资进行道路、公园、住宅区绿化美化,考核节能减排指标,在视觉上、数字上做文章。或者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来代替,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下功夫。乃至避重就轻或隐瞒真相。十五期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曾提出将PM2.5列为空气质量考核指标,但由于全国大部分城市政府反对而搁浅。2011年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遭遇同样情形,因而环境保护部决定将其列为参考性指标。只是征求意见时在公众的强烈呼吁下才列为正式指标,但仍妥协为2016年正式执行,并且标准大大低于国外。因此,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冲突十分尖锐的情势下,真正从生态的本义出发确立保护自身安全、区域乃至全球安全的生态城市目标是杭州市也是全球所有城市面临的艰巨任务。而以往生态城市评价体系过多将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列为生态城市指标的偏差则是本研究所要重点纠正的。

生态城市目标的确立又是动态发展的,有一个渐进提高的过程。如从田园城市(山水城市、园林城市、花园城市)、卫生城市、健康城市、绿色城市逐渐上升到完整意义上的生态城市,即水和空气循环为自然状态、人形成为生态价值人、经济形成为稳态经济体系、社会则形成为动态熵平衡系统。本研究将生态城市建设理解为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互为创建的过程,是城市发展过程与目标的统一。杭州市应不断更新城市发展目标,在全国率先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

2.基本原则

1)完整性与简明化相兼顾。生态城市评价体系必须全面系统反映城市的生态状况,设计上应兼顾各种要素构件,形成完整的层级系统。不能因政治、社会因素或技术成本高等原因有意忽略或忽视相关要素。而在标志指标和评价模型的设计上则又要做到简明易懂,普通公民都能完全理解和熟练运用。

2)准确性与个性化相统一。生态城市评价体系完全针对生态本义,以生态技术指标为主体,少量选择相关性较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指标,压缩不紧密相关指标,凸显其个性特征。以往各种模型中的许多经济、社会指标要么不具有相关性,要么具有复杂相关性。《21世纪议程》第四十章《决策用的信息》指出,GDP和个别资源或污染等常用指标并不能充分说明可持续能力。

3)确定性与动态化相结合。生态城市评价体系具有时空上的普适性。其模型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目标值也可以随目标水平的提高而适当调整。但目标值在一定阶段如中国实行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期应具有稳定性,亦即可以作为较为确定的考量标准,而不宜随意改变。

二、理论模型及其基本结构

(一)理论模型

1.国内外理论模型比较

国外生态评价理论模型研究着眼于可持续发展,一般不专门针对城市,而具有广普性。指标设计的基本向度为亚尼科斯基提出的3个方面:一是生态滞竭系数,测度物质能量流畅程度;二是生态协调系数,测度社会组织合理程度;三是生态自我调节系数,测度生态成熟程度。[18]一般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以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为基础,结合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模型和综合复合生态系统理论(SENCE)、系统动力学理论、多目标决策技术、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等形成不同表达形式。较有代表性的有:(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2007年)。它在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4个系统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经修订包括1538个子项150多个指标,以矩阵方式表达,简单且易于操作。(221世界保护同盟(IUCN)可持续性晴雨表(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评估指标体系(1995年)。将人类福利与生态系统福利同等对待。前者包括健康与人口、财富、知识与文化、社区、公平等5个要素36个指标,后者包括土地、水资源、空气、物种与基因、资源利用等5个要素51个指标。这些指标按同等权重分别集成为人类福利指数、生态系统福利指数、福利指数和福利/压力指数。(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994年)。包括核心指标(反映主要环境问题)、部门指标(反映部门环境变化趋势、部门与环境相互作用、经济与政策)和环境核算指标(反映自然资源状况、环境保护费用支出等)3 类指标。为便于社会了解和政府决策,在核心指标中又遴选出关键指标。(4)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ESI)体系(2000年)。由环境系统状态、环境系统承受压力、人类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社会与法制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对全球环境保护合作需求的反应能力6个核心系统组成。共22个核心指标,每个指标又有2—6个变量,计67个基础变量。相对于UNCSD体系更侧重于考量环境质量本身。(5)美国西雅图可持续评价指标(Sustainable Seattle Indicator)体系(1993年)。重点对社会、经济和生物的物理环境价值评估,精简后包括4个方面40个指标,可让公众直接参与评价操作。(6)加拿大国家环境与经济圆桌会议(NRTEE)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995年)。包括4个方面: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其福利(或健康),人类的福利及其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评估,人类与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上3个方面的综合与联系。

国内的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本学习借鉴国外方法,个别如苏美蓉、郑凤英、张妍和陈雷等的成果创用了生命力指数、生命周期评价法、耗散结构理论等新方法[19]。有广普性的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分别编制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2000年),更多的是城市专项,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郑州、太原、深圳、大连、青岛、宁波、温州等专项,还有部分省域如四川、广西、山西的城市专项。主要分为马世骏、王如松等1984年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模型和宋永昌1999年提出的生态综合模型。前者认为城市生态系统遵循人类生态学的满意原则、经济生态学的高效原则、自然生态学的和谐原则[20],后者集中于自然生态水平的考量,但仍然较拘泥于经济、社会指标[21]。它们实质上都是国外理论模型的翻版。

2.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选择与建构

国外理论模型拘泥于可持续发展问题,考虑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广普性,较多植入经济、社会指标。属城市专项的则因其城市生态水平原本较高,同样颇重视经济、社会指标。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总体上仍然是基于人类立场的,并非完全生态主义的。相对而言,在检测和评价城市生态水平上前者准确性或参考性较低,后者较高。采用上述广普性标准总体上不适合中国城市经济迅速崛起、社会福利较快改善而生态持续快速退化的局面。中国现行环境检测指标也未能与国际接轨,问题更多。上述国内研究成果普遍得出的生态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由大幅度下降转为近年来的提升或相对稳定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在实践上具有巨大的误导效应。如使地方执政者误以为生态环境在改良,因而不必采取积极的对策。

本研究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从较为完全的生态主义立场出发,以生态指标为主体,兼收与生态直接相关的经济、社会指标,进行完全的生态评价模型设计。

(二)基本结构

1.主体要素

本研究设计的理论模型分为目标层、要素层和参数层3个层级。其中要素层包括生物化学指标、病理相关指标、经济相关指标、人文相关指标4个部分,参数层共设指标79项。

本研究的标准指标值主要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没有现行标准的采用日常经验标准(以工业化前期为参考值),有限度考虑达标困难因素。本研究追求评价模型的客观性,尽力排解主观因素、间接因素的间杂,采用百分制测评方法,而不采用通行的分级加权法。分级加权法存在如下问题:(1)并非所有要素都有定量数值或量纲,如非常重要的生态治理工作措施等以加权衡量必然须舍弃。(2)所有现状值无论与标准值差距多大在其中都可以获得正向加权,与评价目标南辕北辙。(3)个别指标有区间性,只在一定范围是正向的。如人均GDP如果中国达到现今美国的水平需几个地球的生态占用,因而没有可能。赫尔曼E. 戴利(Herman E. Daly)等所倡导的稳态经济才是合理的。这是一种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低流通率经济,它在变动中保持恒定,只有质的发展,节制量的增长,因而是关于最佳规模的宏观经济学。[22]当经济福利达到适度的水平后不再增加经济总量,只需改变经济结构,如提高服务业比重。尤其是坚持两条基本原则:耗用资源的速度不超过自然所能补充的速度,沉淀废弃物的速度不超过其被吸收的速度。本课题设定的人均GDP上限值大致为目前北欧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值似已偏高,如有可能应再降低一些。再如全面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无节制的恶性膨胀、城市负熵源的绝断,因此城市化率有一个限阈,并非越高越好。(4)许多指标因可获得性而被选用,但未必有完全相关性。如学历教育水平等,对其内涵、数值和量纲等必须进行新的科学解释和运用。高学历者未必就是生态化的,生态教养才是直接相关的。

2.测评表(如下表所示)

3.测评分级和分析测评分为好(≥90)、较好(<90≥80)、一般(<80≥60)、较差(<60≥50)、差(<50≥30)、很差(<306个等级。

据以上模型测评,杭州市2011年生态城市测评分约为32分,属差的级别。杭州市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地区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资源消耗最多、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不仅空气质量最差,而且全国50%以上的工业污水由此排入东海。上海市人均CO2排放量居全国最高水平,浙江省人均CO2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杭州市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过去的50年里,浙江省平均气温上升1.2℃,增温速率为0.24℃/10年,高于同期全国0.22℃/10年的水平。未来浙江气候变暖的趋势会还将加剧,2030年平均气温将提高0.65℃—0.77℃[23]杭州市的气温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夏季经常达到全国最高值。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发布的《浙江省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估报告》显示,全省各个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均已达到极限。由于工业污染源大量增加、汽车尾气排放无法排解,再加上城区三面为山丘包围,杭州市的空气质量已进入全国最差行列。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依据PM10公布了200991个国家1081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杭州市居1002位。其灰霾天数20世纪70年代每年2天,80年代和90年代共计143天。200112天,2008年以来每年约160天,而浙江省平均约50天。2010年全市仅富阳市属非酸雨区,淳安县属较重酸雨区,市区和桐庐县、临安市、建德市属于重酸雨区。主水源钱塘江流域水质不能适应饮用要求。市区至建德市新安江大坝以下干流沿线,以及建德市梅城镇以上至金华市、衢州市的兰江、金华江、东阳江、南江、武义江、衢江一、二级支流沿线,至少分布有5000家以上规模较大的污染企业。其中市域境内的建德市的化学工业,桐庐县的印染、皮革、电镀、造纸等工业,富阳市的造纸工业,萧山区的化学工业、印染工业,已构成块状经济,有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近几年不仅规模没有缩减,反而在不断扩大。市区东南规划面积500km2的大江东新城、西部规划面积214km2的创新基地(浙江省科研机构创新基地、未来科技城),由于其分布面积超过原主城区许多,如果遵循过去的发展模式,可能给杭州市的生态循环带来毁灭性破坏。杭州市的其他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染、通航和挖沙引起的污染同样大幅度增加。梅城镇以上兰江等水域的污染则更为严重。而由于新安江大坝对水源的控制,梅城镇以下河段水源约2/3出自兰江。在《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功能区划分方案》的钱塘江流域368个水功能区中,2009年参与评价的68个重点水功能区,劣于地表水类的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50.5%。市区河段又受东海咸潮影响,而东海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海域。《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杭州湾重度污染。千岛湖安徽省境内除原有的农业面源污染外,近几年由于旅游业引发的生活污染大幅度增加。另外,由于江浙等地区大量污染企业搬迁到这一地区,又大量增加了工业污染。根据最近一次2008年的污染源普查统计,黄山市域有污染源3334个,其中重点工业源91家,一般工业源1119家,化学需氧量(COD)总排放量达到21935t。仅歙县就有造纸企业4家、化工原料生产企业17家、精细化工企业7家、黑色金属加工企业3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7家,都是重污染企业。安徽省农村的污水没有进行有害化处理,在湖区污染物排放也非常严重,部分生态政治(1112分)1地方财政总收入用于民生的比重(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全口径财政收入用于工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比重)≥70%2分,以下≥60%11基尼系数≤0.412环境保护投资指数≥3.5%2分,以下≥2%11新建筑绿色建筑推广率≥80%11环境保护工作公民意见征询制度建立并有效实施11医药和化学工业项目立项公民决议制度 建立并有效实施11非政府环境保护基金建立并有效管理和使用11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建立组织并有200人以上参与11非政府环境保护论坛建立并有效运行11媒体环境保护宣传量电视每周≥1小时、报纸每周≥111中小学环境保护教育课时每学期≥5课时125区域垃圾堆积如山。每年汛期从安徽省入湖的垃圾超过10t,淳安县近3年每年的湖面垃圾打捞费都在500万元以上。淳安县发展工业、旅游业和渔业对水质污染构成的压力也在增大。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安徽省入浙江省境水质总体处于Ⅲ—Ⅳ类标准,不少区段为Ⅳ—Ⅴ类。总氮和总磷超标严重,从贫营养水平下降为中营养水平,水质营养状态指数从28.2上升至33.6。湖区平均透明度由2000年的5.02m下降至目前的4.30m,降幅将近1m。浙江省11个设区市中9个已从水库引饮用水,唯杭州市、嘉兴市引自钱塘江和苕溪等,是全省饮用水质最差的城市,也是全国饮用水质最差的城市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癌症在内的恶性病持续增长,乃至已成为流行病。其中癌症暴发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14月公布的数据,2007年上海市癌症发病率约355/105282人中1人),现患率即癌症患者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1%[24]2009年浙江省癌症发病率约326/105307人中1人)。据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杭州市近10年来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呈快速上升态势,2010年全市癌症发病率约340/105294人中1人),癌症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29%以上。[25]杭州市未统计现患率,参考上海市这一较早的数据以及考虑上海市医疗条件相对较优等因素,可以推断杭州市的现患率至少应在0.8%以上。

本研究理论模型得出的测评结果与杭州市的生态状况实际完全相符,也与公民的直观感受相一致。以本模型测评其他中国城市,估计80%以上都处于较差级别。这样的结论与国际组织的综合评估、单项评估以及公民的直观感受都是相一致的。目前国内通行评价体系普遍得出的一般乃至较好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甚至背道而驰。这样的结论掩盖了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具有巨大的误导或欺骗效应。

三、评价体系推广应用与生态改良

(一)评价体系推广应用

1.列为法定性政府工作基本评价标准

目前国内的各种生态城市评价标准基本未列为政府日常工作考评的范围,实践作用不强。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的创建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由于各级政府顾忌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冲突,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更是顾忌社会对其自身的评价或增加工作量,因此不愿向社会真实客观地通报环境质量,对生态保护普遍存在主观不情意的情绪。而生态问题在目前已不像发展经济或文化事业那样可急可缓,而是迫在眉睫。因为整个中国的城市社会正在走进发展经济而公民收入增加不多、公民生命安全或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悖谬之中。根据近10年来的经验,十二五”“十三五时期中国城市社会最大可能进入有史以来的最高污染期、最高恶性病暴发期。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第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第十一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等规定,省级政府应当根据省情制订更严的环境质量标准,也应当制订管辖市、县的生态评价标准和管理规定。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则应进行地方性立法或作出决议,对地方政府的年度相关工作进行评价监督。

2.社会动员与社会评价监督

生态城市的实现取决于公民社会或生态公民的形成。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塑造十分困难,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在此过程中,公民的生态评价监督或生态民主政治不仅应当先行,而且是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有效突破口。有必要进行科学的政治体制的设计建设,进行广泛的生态保护社会动员,形成对政府生态保护工作和社会生态事件进行评价监督的社会机制。

有必要将生态城市评价标准落实为公民的行动准则,各级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应当制订相应的公民社会规范,各社会机构或单位应当制订应用于自身的工作规范。

(二)评价体系所蕴含的生态改良策略

1.生态政治治理

生态政治是对经济政治的反叛,它以生态价值规范政治取向,将生态价值观纳入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发展等各个方面,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主张一切为了人,更主张为了人的一切”“为了一切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全球性政治。它不否定经济增长,更不怀疑人的价值,但否定人的异化,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在生态法制不健全、生态伦理发展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生态政治可以在短时期内强有力地阻断或延缓城市非生态走向。它通过政治决策、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支持科学研究等对生态问题进行直接干预。政府是生态政治的执行主体,提升政府的生态政治意识和生态施政理念是核心所在;而要提高政府的生态政治意识和生态施政理念,发展上述公民政治又是关键。既要理解现代社会的世界坐标与国际坐标,又要注重基层努力,即立足当地的组织发动和积极行动。”[26]

2.生态经济治理生态经济治理即以生态经济原理对经济体系进行直接改造。它以稳态经济学原理对国民经济量能进行科学有效控制,在科学合理测算和规划人的有效需求的基础上按人口增长幅度以及综合考虑消除贫困人口等因素确定经济规模,使国民经济增长或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即生态足迹适度,使长期发展不超越生态极限。

生态经济治理也基于创意经济学原理,以创意为核心对传统经济进行全面改造和整合,并构建新经济体系。创意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更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决定一切经济形态或经济行为的质量和生命周期。新经济一般指效益(生态)农业、新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型)服务业等,其内核即为创意,它们在实质上向创意经济归约。创意经济增长理论不同于过去的经济增长理论,它消解经济人的局限性,克服市场机制的外在性,十分重视人的社会实现、社会平等、生态公平等,重视构建新的有机社会价值网和经济制度,将发展建立在公民学习和创新的基础之上,从而打破边际效益为零的经济学定律,使经济发展成为自然的历史过程。

3.生态文化治理生态文化治理是最高层次的生态治理。它不仅克服了生态政治治理短期强制性外在治理的被动性,使生态治理上升为人类内在和主动的自觉行为,而且突破单一的经济层面而规约人类的总体行为。它是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重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的表征。[27]生态文化治理或生态城市的最终实现是生态价值观的全面确立和生态教养的全面完成。

生态价值是人类对生态满足其需要的经济判断、处理生态主客体关系的伦理判断以及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包括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和功能价值3个方面。生态价值观肯定人的适度需求和能动性、创造性发挥的合理性,但也强调人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人的生存价值既包含物质生活层面的价值,也包含与自然生态系统优化相关的生存质量层面。生态文化治理即以生态价值标准认识、审察和处理人类的全部事务。

生态文化治理的实现有赖于生态教养的形成。大卫 W. 奥尔(David W. Orr)首先提出生态教养概念,认为生态危机缘于人类缺乏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全面关系的认识,即由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知识的缺失引起的。[28]生态教养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见识和感受能力,包括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3个维度;二是生态实践能力,即生态行为教养。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论述了社会成员具有生态教养对于人类重建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从而保障后代长期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2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2012118日。

[2]陈赛:《70亿人口与2012预言 地球有多危险》,《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期。

[3]Aaron Van Donkelaar, Randall Martin, Caroline Verduzco, Mike Brauer, Ralph Kahn, Robert Levy & Paul Villeneuve, A Hybrid Approach for Predicting [PM. Sub. 2.5] Exposure,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0, 118(10).

[4]http://app.zjepb.gov.cn:8080/wasdemo/search?channelid=121215

[5]袁春宇:《按PM2.5标准,长三角城市一年达标时间不到10%》,《钱江晚报》,2011128日。

[6]朱敏:《西湖景区PM2.5公布:前天为44微克/立方米,优于市内观测点》,《青年时报》,201242日。

[7]白晓慧、贺兰喜、王宝贞:《常规饮用水净化技术面临的挑战及对策》,《水科学进展》,2002年第1期。

[8]Richard Register, Ecocity Berkeley: 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ier Future, CA: North Atlantic Books, 1987, P.13-43.

[9]M. Roseland, Dimensions of future: An Ecocity Overview, in: M. Roseland, ed., Eco city Dimensions, Cana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7, P.1-12.

[10]Oleg Nikolaevich Yanitsky, Social Problems of Man's Enviroment, in: The City and Ecology, Vol.1, Moscow: Nauka, 1987; Oleg Nikolaevich Yanitsky, Cities and Human Ecology, in: R. Baroyan et al., eds., Social Problems of Mans Environment: Where We Live and Work,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1.

[11]吴良镛:《21世纪建筑学的展望》,《城市规划》,1998年第6期。

[12]罗伯特•科斯坦佐等:《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估算》,《生态学杂志》,1999年第2期。

[13]T. Beatley,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The Elements of a New (Improved ?)Paradigm, JOURNAL OF PLANNINGLITERATURE, 1995, 9(4); Richard Register, Ecocity Berkeley: 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ier Future, CA: North Atlantic Books, 1987.

[14]Richard Register, Preface: Village Wisdom/ Future Citie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Ecocity and Ecovillage Conference, inRichard Register & B. Peeks eds., ECOCITY BUILDERS, Oakland, CA, 1996.

[15]A. 拉奎因:《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未来》,《城市规划》,1996年第4期。

[16]中野尊正等:《城市生态学》,孟德政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97103页。

[17]黄肇义、杨东援:《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综述》,《城市规划》,2001年第1期。

[18]Oleg Nikolaevich Yanitsky, Social Problems of Man's Enviroment, in: The City and Ecology, Vol.1, Moscow: Nauka, 1987; Oleg Nikolaevich Yanitsky, Cities and Human Ecology, in: R. Baroyan et al., eds., Social Problems of Mans Environment: Where We Live and Work,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81.

[19]苏美蓉、杨志峰、陈彬、赵彦伟、徐琳瑜:《城市生态系统现状评价的生命力指数》,《生态学报》,2008年第10期;郑凤英、张灵、钱沙华、白超奕:《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在生态城市评价体系中的应用研究》,《漳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4期;张妍、杨志峰、何孟常、胡廷兰:《基于信息熵的城市生态系统演化分析》,《环境科学学报》,2005年第8期;陈雷、周敬宣、李湘梅:《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城市生态水平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6期。

[20]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年第1期;王如松、欧阳志云:《天城合一:山水城建设的人类生态学原理》,载鲍世行、顾孟潮主编:《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

[21]宋永昌、戚仁海、由文辉、王祥荣、祝龙彪:《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9年第5期。

[22]赫尔曼•E. 戴利:《〈走向稳态经济〉论文集绪论》,载赫尔曼•E. 戴利、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页。

[23]章高航:《50年来,浙江平均气温升高近1.2℃》,2012115日。

[24]陈青:《每百名市民中就有1人患癌:市卫生局推荐预防癌症10项健康饮食建议》,《文汇报》,2011417日。

[25]周膺:《构建国际会议之都打造世界城市拓展旅游经济:墨西哥坎昆市发展旅游会展经济对杭州的启示》,《杭州研究》第26卷第1期,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杭州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2010年杭州“癌谱”》,《每日商报》,2011421日。

[26]丹尼尔•A. 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6页。

[27]丹尼尔•A. 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页。

[28]David W. Orr, Ecologic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Postmodern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85-96.

[29]Fritiof Capra, The Web of LifeA New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Living Systems, New York: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96, P.297-304.

(责任编辑    方晨光)



【评论】 【打印】  作者:  编辑:吴爽
上一篇:杭州市建设健康城市战略研究
下一篇:学习型组织中杭商创新团队路径选择*——以杭州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相关新闻      
 本文暂无相关新闻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点评: 字数
姓名: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
 项有关法律法规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
 中的任意内容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
 条款

     站内搜索
     最新图片
杭州市法治政府建设(昆明市社科院来杭考察
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市社科院党支部开展意
市社科联副主席周膺赴“我们的价值观”主题
     本周热点
公众服务 | 《杭州研究》投稿箱 | 专题栏目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 浙ICP备090583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