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赋税徭役问题之我见

[阅读: 次] 日期:15/01/16  来源: [字号: ]

  要:本文从百姓赋税徭役的负担和赋税徭役的使用两个方面,说明吴越国百姓赋税徭役的负担是繁重的,但对吴越国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繁荣社会意义重大。

关键词:吴越国赋税徭役负担和使用意义

作者应守岩,杭州师范大学原人文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310036)。

 

一、吴越国赋税徭役问题的由来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逐鹿,皇朝的更迭,就像走马灯似的,前仆后继,来去匆匆。而华夏大地,更是沧海横流,群雄割据,自立为王,通称的十国,大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唯有据于东南一隅,只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13州的吴越国,从唐乾宁二年(895年)钱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有两浙开始,一直到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纳土归宋,共历5主,先后84年,基本上与五代相始终。这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探讨。

应该说,钱的“奉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治国方略是成功的。他的不兴战事,拓展耕地,奖励农桑,筑海塘、浚西湖、撩太湖、治吴淞江,遍修境内水利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安定境内民生,发展吴越经济,功不可没;其统治者的政治品德,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却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第七》一文中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

僭,下至鸡鱼卵,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堪其苦......。”又在最后的史评中说:“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

对这样的评价,钱氏的后代子孙很有意见。先有宋代一个名叫钱世昭(一说钱)的人在其所撰的《钱氏私志》中表示不满,说“(欧阳修)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指钱惟演,字希圣,谥文僖。从钱归宋,为右神武将军,官至工部尚书)数事,皆非美谈”。并推测欧阳修这样做是出于“心怀怨恨”。后有晚清民国时吴越王的32代世孙钱文选,(18741957年)在他所编的《钱氏家乘》中竭力为吴越王钱辩白,并说自己对“欧阳文忠他事均所钦佩,惟撰《新五代史》对于武肃王功积(绩)湮没不彰,竟摭拾小事隐示讥刺,未免任一己之见,违舆论之公”。又赋诗说:“欧公撰《新五代史》,秉笔应如董狐直。奈何《吴越世家》中,微词诋意自得。须知武肃善政多,在在均堪为民式。筑塘捍海水患除,耕桑大利难殚述。斗米十文歌颂兴,丰财都是勤民出......。”(见《欧阳文忠生日感赋七古一章》)认为欧阳修的“立论全不顾事实”,并用注文“相传欧公曾充我文僖公记室,以行止不检,为公申斥,以此衔恨。著《新五代史》时,于武肃功德多不记载,并隐含讥刺”,来说明欧阳修的记述是“挟嫌生嫉”。最近读黄正瑞、郑大鹏两先生的《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一书,文中在“惟演八代出将相”一章中也谈到此事。文章写道:“当时,欧阳修非常喜欢一个妓女,几次想买回来未果,结果这个妓女被钱惟演给买走了。欧阳修从此嫉恨钱惟演。后来在写《新五代史》的时候,就故意诬陷钱惟演的曾祖父武肃王在吴越执政时横政暴敛,导致民怨沸腾。”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吴越国的赋税徭役究竟是轻还是重?欧阳修这样写是有史实依据还是“挟嫌”诬陷?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二、吴越国百姓赋税徭役的负担

欧阳修关于对吴越国赋税问题的这段议论,措词较为严厉,爱憎分明,令吴越王的后人看了不太舒服。但吴越国时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之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何以见得?有以下史实为证。

(一)吴越国的田税苛重

这可从《十国春秋》卷八七《江景防传》得到印证。《传》云:“江景防,字汉臣,常山人。事忠懿王,官侍御史。当五代时,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艺,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故额数倍。宋既平诸国,赋税恒仍旧籍以为断。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从当上图籍,叹曰:‘民苦苛敛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无已时也。吾宁以身任之!’遂沉图籍于河,诣阙自劾所以亡失状。宋太宗大怒,欲诛之。已而,谪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未几,太宗命右补阙王永均吴越田税,旧率亩税五斗,永更定为一斗。其减税之由,人以谓实兆端于景防沉籍云。”文中的“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故额数倍”,这里的“故额”是指唐朝的田税。吴越国所征的田税的税额比唐朝统治时期增加了数倍,足见田税之苛重。江景防不计后果,“沉图籍于河”,其仁爱之心,令人感动。对于“王永均吴越田税,旧率亩税五斗,永更定为一斗”的说法,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也有类似的记载,云:“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方贽以谓‘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至今亩税一斗者,自方贽始。”两文对吴越国田税的苛重程度说法不一,且宋朝廷委派均田税的命官也不相同,《江景防传》说是右补阙王永,《梦溪笔谈》说是王方贽(究竟为谁?待考),但其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都在说明吴越国田税的苛重和宋皇朝的减税德政。

(二)除了交田税外,吴越国的百姓还要交丁身钱

丁,在封建社会是指男子到了服役的年龄,通常指男子满20岁为成丁,便要负担赋税,称丁身钱。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中说:“两浙路五代吴越国时,就征丁身钱,每丁(2060岁)三百六十文。”(吴任臣在《十国春秋》卷八十一注文的“又按”中认为,“吴越每身钱三百六十”的丁钱,是五代十国中最重的)又说“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真宗一切蠲放,吴俗始苏。”为了逃避丁身钱,有的弃孩废养,有的卖儿卖女,有的出家做和尚。陈师道的《后山丛谈》也有类似的记载:“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民有至老死不冠者。”所谓“不冠者”,就是没有举行成年的冠礼。“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写的是由于百姓负担过重,有些人便通过隐瞒年龄的办法来逃避交纳丁身钱,一辈子都未举行成年标志的冠礼。真是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可见丁身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三)吴越的杂税也很繁重

据《宋史传》记载:太平兴国初,“钱献地,以为考功郎中,权知两浙诸州军事。上言:‘在国日,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欲尽释不取,以蠲其弊。”收算,就是收税。“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可见所收杂税之广。《西湖志余》记载了收西湖“使宅鱼”税的事情:“钱氏时,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谓之使宅鱼。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颇为民害。一日罗隐侍坐,壁间有《蟠溪垂钓图》。武肃王索诗,隐应声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武肃王大笑,遂蠲其征。”虽然文章歌颂了罗隐的诗谏和武肃王的从谏如流,但从中也可见吴越国时苛捐杂税之繁多。

此外,吴越国的徭役也是百姓的沉重负担。钱受封吴越国王后,不仅将其故乡改为衣锦里,并兴造第舍,穷极壮丽,而且多次扩建杭州城郭,大兴土木,营建宫殿,有“地上天宫”之称,兵民不胜其劳。《五代史补》说他:“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如吴越天宝三年(910年),钱“广杭州城,大修公馆,筑子城。”役者不胜其苦,遂在城门贴出民谣云:“没了期,没了期,修城财了又开池。”钱见了,不但没有悔悟,反而将民谣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财罢又冬衣”。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表示不能更改。

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说:吴越国其民虽“免于兵举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说,吴越统治期间,米粟谷帛之价比旧日上涨了3倍,鸡豚菜茹薪炭之价上涨了5倍,田宅价格上涨了10倍,肥沃良田及其他珍稀之物的价格上涨了数十倍。南唐曾派遣汤悦、徐铉出使过吴越,亲眼目睹了其盘剥百姓的情况,说:两浙之民,只要欠斗升之税,便要受到严刑拷打,乃至于处以徒刑。曾在夜晚闻听有人号叫,惨痛之声若獐麂悲鸣。等天明询问,才知是官吏吊打欠税之民。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对史料的采信十分严谨,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吴越自钱时起,赋税繁苛,小至鸡、鱼、鸡卵、鸡雏,也要纳税。贫民欠税被捉到官府,按各欠税欠数多少定笞数,往往积笞数十以至百余(一说五百余),民尤不胜其苦。”由此可见,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所写的并不是捕风捉影,更不是恶意诬陷,实是有案可稽的历史事实。

三、吴越国赋税徭役的使用

如果只看到吴越国赋税徭役繁重的一面,而看不到赋税徭役的使用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果,那也是不全面的,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吴越国是一个偏踞一隅的小国,在沧海横流、军阀混战、弱肉强食的世界上,钱深知小国处境的危险,因此他力求自保,不敢丝毫的懈怠。他在军中很少安卧,用小圆木作枕,以便随时惊醒,称为警枕;他的卧室中置有粉盘,想起重要事情即写在粉盘上;他令侍女通宵守候,只要有人来讲事,就唤醒他;他尊贤下士,接纳人才,名其居曰握发殿,取周公吐哺握发之意。但要保有吴越国,更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国策,这就是:奉事中国,保境安民。为此他拒绝四川王氏、广陵杨氏、南海刘氏、长溪王氏的“咸以龙衣玉册劝王自帝”的请求,并在弥留之际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要保境安民,就要发展生产。而无论是奉事中国,还是保境安民,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劳力资本,那就是一句空话。而在当时来说,加重对百姓的赋税徭役,就成为实现基本国策的唯一渠道。因此,对吴越国赋税徭役的繁重,也是可理解的。且看吴越国的赋税徭役的使用情况:

(一)吴越国虽接受中原各代皇朝的封号,但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要维持吴越王国小朝廷的正常运转和奢侈生活,没有一定的经济和人力的保证是不可想象的。当钱被封王后,其建国“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称吴越国而不言军......置百官,有丞相、侍郎、中郎、员外郎、客省等使”(见《通鉴纪事本末》)。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钱还在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见《旧五代史》)统治者的生活是奢侈的。《旧五代史》说钱“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说文穆王元“奢僭营造,甚于其父”。不仅国主如此,有的大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国春秋》记载了一个名叫孙承大官的日常生活,文中说:“承在浙日,凭藉亲宠,恣为奢侈。每一燕会,杀物命千数,家食亦数十器方下箸,设十银镬,构火以次荐之。常馔客,指其盘曰:‘今日,

南之蛑蝤,北之红羊,东之鱼,西之嘉粟,无不毕备,可云富有小四海矣。’又用龙脑煎酥制小样骊山,复千金市石绿一枚,治为博山香炉峰,尖上作一暗窍出烟,呼曰不二山。忠懿王常以大片生龙脑十斤赐承,承即对使者索大银炉,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寿。’其豪贵如此。”当然,可责怪吴越王及其官僚生活的奢侈,但从古以来,有多少统治者的生活是节俭的呢?

(二)吴越国“奉事中国”,并接受其封号,虽可得其保护,避免征讨,但是要付出巨大代价

就纳贡一事略举其例。自吴越国奉事梁(即后梁)后,于“贞明二年(916年)夏5月,吴越王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贡。秋七月,上嘉吴越王贡献之勤,壬戌,加诸道兵马元帅”(见《通鉴纪事本末》)。又如公元923年,夏四月乙巳,晋王(李存)即皇帝位,国号唐(即后唐),改元同光。“秋九月,王遣使钱询贡唐方物、银器、越绫、吴绫,及龙凤衣、丝屐子。又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袍袄衫段、秘色器、银装花榈木厨子、金排方盘龙带御衣、白龙瑙红地龙凤锦被、红藤龙凤箱等。王既厚贡献,复赂唐权要,求金印册、赐诏不名、称国王。”唐主皆曲从王意。又保大二年(925年)5月,“王献二孔雀于唐。又遣使王浩贡重午簟扇、龙凤纱纹厨,有差。”石敬塘夺取后唐政权,建立后晋后,天福三年(938年),吴越王钱弘“贡晋谢恩金器五百两、白金一万两、吴越异文绫八千匹、金条纱三千匹、绢二万段、绵九万两、大茶脑源茶二万四千斤,又进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带一副”。天福七年(942年),吴越王钱弘佐“遣使贡晋铤银五千两、绢五千疋、丝一万两,谢封国王恩。又进细甲、弓弩、箭、扇子等物。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器、履、细酒、糟姜、细纸等物。”开运三年(946年),晋授王东南兵马都元帅,王“献晋谢恩白金五千两、绫五千疋、脑源茶三万四千斤、箭一万茎、苏木乳香他物称是。又进启圣节金大排方坐龙腰带一条、御衣一袭十六事。”刘知远建立后汉政权,乾二年(949年),遣散骑常侍张煦等持节备礼,册封钱弘为吴越国王,仍赐玉册金印法佛等。吴越王“遣判官贡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绫绢、茶香、药物、秘色器、鞍屐、海味等物。”广顺元年(951),周主郭威即位,显德二年(955年),周主征讨南唐,吴越王“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贡于周”。显德三年(956年),王又“贡周白金五千两、绫一万疋,又进天清节金花银器一千五百两”(皆见《十国春秋》)。入宋以后,吴越王钱贡宋的礼品更是不可胜数。《宋史》说:“自太祖受命,贡奉有加常数。”如乾德元年(963年),王“以白金万两、犀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金银真珠瑁器数百事来贡,改赐承家保国宣德守道忠正恭顺功臣。”是冬郊祀,又“遣其子惟浚入贡。”又开宝九年(976年),与其妻孙氏、子惟浚、平江军节度使孙承来朝,太祖诏居之对于崇德殿,“贡白金四万两、绢五万匹,赐袭衣、玉带、金器千两、白金器三千两、罗绮三千段、玉勒马。即日宴长春殿,又贡白金二万两、绢三万匹、乳香二万斤。贺平江左,贡白金五万两、钱十万贯、绵百八十万两、茶八万五千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药三百斤。车驾幸其第,又贡白金十万两、绢五万匹、乳香五万斤,以助郊祭。”这一年,宋太宗(赵匡义)即位,“贡御衣、通天犀带、绢万匹、金器、瑁器百余事,金银扣器五百事,涂金银香台、龙脑檀香床、银假果、水晶花凡数千计,价直巨万;又贡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药万斤、干姜五万斤、茶五万斤。”(见《宋史》四百八十《吴越世家》)。正如《新五代史》说:“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及世宗平淮南,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太祖皇帝时,尝来朝,厚礼遣还国,喜,益以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十国春秋》的作者在“论”中说:“尝读《宋两朝供奉录》,中间称忠懿王入贡,如赭黄犀、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物及通犀带七十余条,皆希世之宝。而金饰玳瑁器至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璃玉器至四千余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万事,白龙脑二百余斤,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两,锦绮色绵以万万计,而举朝文武阉寺多所馈遗,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供大国,务得中朝心,国以是而渐贫,民亦以是而得安。”从中可知,频繁的纳贡是吴越国百姓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为了巩固政权,或提高治所的地位,或加强城池的抗侮能力,吴越国把筑城作为保境安民的一个重要措施

杭州的府治,“旧在凤凰山之右”,吴越王据有吴越后,他曾多次发动民工筑城。第一次是大顺元年(890年),唐加吴兴郡开国男。“闰九月,命筑新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周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驾险而版筑焉。常亲劳役徒,因自运一甓,役徒无不毕力。”(见《十国春秋》卷七十七)第二次是景福二年(893年),唐授本军团练使、苏杭等处观察处置使,进封彭城郡开国侯。“秋七月丁巳,率十三都兵——八都外有紫溪、保城、龙通、三泉、三镇,是为十三都,洎役徒二十余万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薄钱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见《十国春秋》卷七十七。武肃王命罗隐写有《杭州罗城记》一文)第三次是吴越天宝三年(910年)、王“衣锦还乡”后,“是岁,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筑子城,南曰通越门,北曰双门。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见《十国春秋》卷七十八)。三次建城,要投入多少资金,要花多少劳力!更何况,吴越国时期,除了修建杭州城之外,还修建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温州子城、富阳东安城、常州福山城、萧山西陵城、松江城、苏州城及福州东南夹城等。据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说,仅钱时期所筑的城垒就有50来处。可想而知,百姓的赋税、徭役怎能不重呢?

(四)钱在执政期间,对兴修水利、开发农业花了不少心血,且颇有成效

因江潮为患,百姓受害,就在吴越天宝三年(910年)八月发动民众在钱塘江沿岸“始筑捍海石塘”。而后又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终于使杭州不再受潮水的侵入,原先的卤湿地区,也逐渐变成了良田。后梁贞明元年(915年),钱又对太湖进行治理。他发动兵民70008000人,在太湖沿岸浚河筑堤,使之天旱时引水灌田,水涝时排水入湖。还自嘉兴、松江沿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闸,使蓄泄有时,不畏旱涝。同时又对绍兴鉴湖,加以疏浚。到了后唐天成二年(927年),钱因西湖葑草淤塞,就设置都水营使,专门负责治水工作,并招募兵卒,成立专门建制,称为撩浅军,置撩湖兵千人,日夜疏浚。同时又开凿涌金池,引西湖水灌入城内运河。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很多事,所以民间叫他“海龙王”。这一些水利建设措施,对江浙一带的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到了吴越王弘治国时,又在其先祖治理水利的基础上,“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或请纠民遗丁以赋,仍自掌其事,弘杖之国门,国人皆悦。”(见《通鉴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九)由于吴越国从钱开始就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钱时出现了“斗米十钱”(见《钱氏家乘》),“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见《范文正集政府奏议》),以及国有“十年蓄积”(见《吴越备史》)的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

(五)吴越国王钱和他的继位者大兴佛教文化,广建佛寺与佛教文化有关的塔幢、石刻等

单就杭州而论,据《西湖游览志》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吴越建国、宋室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杭州著名的“四大丛林”,除了孤山的圣因寺是清代康熙皇帝的行宫改建外,昭庆寺、净慈寺是吴越国时所建,灵隐寺也在此时得到扩建。同时候创建的寺院还有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云栖的云栖寺、北高峰下的韬光庵、天竺山的法喜寺(即上天竺)、月轮山的开化寺及吴山的宝成寺等等。改建、扩建的也不少,如玉泉寺改建为净空院、中天竺寺改建为崇寿院、下天竺寺改建为五百罗汉院等。当时,杭州还建造了四座佛塔,这就是宝石山上的宝塔,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南屏山上的雷峰塔以及闸口的白塔。此外,如飞来峰青林洞摩崖的3尊造像,烟霞洞的16尊罗汉石刻,玉皇山南坡慈云岭的观音、弥陀、大势至摩崖石龛,以及灵隐天王殿的经幢等等,都是吴越时留下来的文物古迹。所以,当时的杭州有“佛地”之称。

此外,鉴于南北陆路交通因战争而受阻的情况,吴越王钱凿平了钱塘江中的石滩,便利了水路航行,促使浙江海运的发展,有利于沟通南北交通,并同日本、暹逻等建立了通商关系,使杭州成为当时东南最大的都会之一。

正如《十国春秋》所说:“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艺。”钱及其后的继任者为了在群雄争霸割据的乱世中保全吴越国,可谓对外谨慎小心,对内发奋图强,甚至不惜加重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使吴越地区避免遭到战争的破坏,并在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城市经济,发展佛教文化等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从而开创了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繁荣富庶的吴越时代。真是其情可叹,其功不能不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吴越国百姓赋税徭役的负担是繁重的,但它的使用和效果却是好的,对吴越国的避免战争、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繁荣社会,意义重大。但欧公认为五代是乱世,他说“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庭,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新五代史唐废帝家人传论》)他认为自己所写的《新五代史》是“乱世之书”。他说:“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九,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转引)由于他抱有这样的观点,一方面,使此书具有仿效《春秋》笔法,突出褒贬精神的特点,对那些“僭窃”的乱君、犯上的贼臣痛加批判,对人民的痛苦饱含同情,因此文章爱憎分明,富有感情。但另一方面,又因出于“褒贬”的需要而严格使用词语或笔削史料,显然不利于直书其事和辩正分析。从作者的《有美堂记》可知,作者把钱也看作是“僭窃”的乱君之一,因此他用“春秋”笔法来评析吴越国的国君和执政。从他的议论和批评中,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但他在看到吴越国存在问题的同时,却未能理解它立国的艰难和所取得的成就。一句话,他未能把吴越国与其他诸侯国区别开来,把钱和他的后继者与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区分开来,在史识上未免失之偏颇(作者在纳土归宋这一点上,对吴越王是有所肯定,以南唐的“后服见诛”为非。见作者的《有美堂记》)。因此,钱氏后裔对此书表示不满,其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原因归之为欧公“挟嫌”诬陷的史德,却缺乏令人信服的佐证。正如“四库提要”所批评的,“似非公论”。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

〔宋〕钱世昭:《钱氏私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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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施谔、周密:《南宋临安两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清〕李卫:《西湖志》,杭州:杭州出版社。

〔近代〕钱文选:《钱氏家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潘一平:《西湖人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黄正瑞、郑大鹏:《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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