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理解及当下意义

[阅读: 次] 日期:17/07/17  来源: [字号: ]

文明的理解及当下意义

 

编者按:

“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词之一,也是最近被热烈讨论的一个词。我们国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相比之下我们的国民文明素养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文明的认识需要不断的深化。为此,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邀请了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社科院和杭州市社科院的专家学者,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畅谈他们对“我们的价值观”主题词“文明”的理解及其当下意义。

 

文明的自觉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文明,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它是一个双义词,既表示物质价值也表示道德价值。文明是人类所达到的全部成就。英国思想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传世名著《历史研究》中,对世界范围内曾经存在和仍然存在的各种文明内涵及其特性作了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他所理解的“文明”意涵,就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的特定的共同体中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价值的全部意蕴。

人类文明的发展,总体而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互动式的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揭示的长期奋斗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富强指的是物质文明,民主指的是政治文明,而文明在此特指精神文明。和谐则是三种文明促成的理想结果。现代化不能单向度地理解为物质的极大充裕和繁荣,它本身就是一个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这个新的文明秩序的最终确立,当然要与高度民主的政治文明相适应,尤其要与高度的精神文明相配套。一个充满着低级趣味的人很难说是一个完全脱离了“野蛮状态”的文明人;一个充满着物质欲望、自我意识畸形膨胀、行为粗鄙、文明失范的民族也很难获得世人的尊重。这样一个民族与“和谐”的理想社会有着遥远不可企及的距离。如果说物质文明的实现有赖于市场效能的发挥和制度、法规的建设;政治文明实现的关键在于从体制上保证人民成为政治实践的主体,并且国家与人民在价值和利益上具备内在的一致性;而精神文明的落实则首先是培育和提升公民的思想内涵、道德情操和文化水准。

据说,1988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讨论21世纪世界的前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21世纪人类如果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回到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宋明理学“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这句话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它或许是破解精神文明建构难题的一把思想密钥。德性修养必须用“敬”意来培育与达成,同时,“敬”应该是德性修养里的最为重要的意涵,所谓“不诚无物”,失去精神内涵的人,是体会不到物质存在的意义的。试想,一位对人与物都丝毫没有敬意的人,有没有可能是一位具有人文素养和高尚情操的人?人不但应当不断地培育德性,还要不断从知识上充实自己,在理性上提高自觉性。因此,德性的修养和知识的进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广义地说,知识的取得和不间断地扩充,也是修养的一种方法。当下我们玩味“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这句话可以用培育“三种自觉”来作新的理解。首先是“理性自觉”,尊重事实,注重常识,求诸逻辑,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事物,用自己的大脑来分析、判断,得出结论。其次是“伦理自觉”,对生命和秩序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护和尊重,自觉地遵循并维护社会主流道德规范。最后是“文化自觉”,这是对文化价值和功能的深刻理解,对文化传承的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三种自觉”既是现代社会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也是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理途径。

马一浮先生曾说过:“今为诸生指一正路,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只有四端: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者,内外交彻,体用全该。优入圣途,必从此始。”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自不待言,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让大家找寻到当下就能进入大门,唯有进入精神文明的庭院,我们才能真正地沐浴文明的春风雨露,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范立舟

 

 

天下文明——中国士人的政治理想

“文”之本义乃线画之相错、物类之相杂、色彩之相宣,故《说文》解曰:“文,错画也。”《易·系辞》曰:“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则言:“五色成文而不乱。”又引申为以“文”化导之义,《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明”之初文乃象明月照窗之形,又为日月之光辉, 《易·系辞》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合而言之,“文明”者,有光有彩,有色彩有光辉之义也。申而言之,内有明则外有文,故“文明”者,充实而有光辉之谓也。

“文明”一词,始见于大《易》之《乾文言》。《文言》释《乾》九二之爻义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北宋胡瑗《周易口义》释曰:“天下文明者,言天气发见于地上,使勾萌皆达,枯槁毕荣,故高下洪纤,皆流形品,使天下之物有文章而光明也。”高亨氏也言:“九二阳爻上升一位,象阳气出于地面。此时约当周历之三月四月,夏历之正月二月,草木始生,大地成文绣而光明,龙亦出现于田野。”观此数义,可知“天下文明”实以初春阳气勃生,万物皆萌,生机盎然,焕章有彩之象比喻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人各遂其志、各呈所能、各尽所用、各得其所之理想社会。与草昧、野蛮、弱肉强食,政治黑暗、制度残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之黑暗社会相对立。“天下文明”,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志,实与民主、自由、和谐之义相表里。故“天下文明”者,中国士人向往之理想社会也。

汉焦赣 《易林·节之颐》言:“文明之世,销锋铸镝。”刘宋鲍照有《河清颂》,其文曰:“泰阶既平,洪水既清,大人在上,区宇文明。”唐初颜师古《圣德颂》:“天下文明,日月贞观,百神受职,三灵叶赞,太阶既平,光华照烂。”唐李华《含元殿赋》:“太阳临照,而天下文明。”五代贯休《寄怀楚和尚》诗也云:“何得文明代,不王者师。”去野蛮之暴力,有清明之制度,此皆为中国古代士人对“天下文明”之向往与赞颂。

降及近代,“文明”一词与西文civilization相互指涉,其政治清明、社会进步、国家民主、万姓自由之义更为显豁。梁任公《文野三界之别》言:“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遂将泰西之civilization类比于《春秋》三世之“太平世”,如是,则“天下文明”实与“太下天平”等无差别。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任公又呼吁养国民之元气,以达至国家、天下之“文明”。国民元气之养成,乃“天下文明”之前提。无国民之自由、活跃,则无天下之文明、昌盛。1919年,胡适于《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之十六字巨帜。世人皆知问题、主义之争,“整理国故”之论,殊不知适之先生之鸿图大志,实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其目标端在“再造文明”之伟业。若龂龂于问题、主义、国故、国粹,实不足以探适之先生之宏愿伟志。

浙江大学古籍所开创者成均老人姜亮夫,身罹百艰,志气豪迈。改革开放之初,曾书“修辞立诚,天下文明”八字训辞赠杭大中文系七八级学生。当先生八十高龄,更将“文明”视为中华民族之“最高原理”,重释“天下文明”之义云:“‘文明’一词最有深意,盈于天下,足以为吾族文化最高原理,故书之以壮风华。”

“文明”者,内在充实而后焕于其表也,外表之章彩实赖于内在之充实。在一人如此,在一族、一国更当如此吧!

(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 冯国栋)

 

文明是欲望的阀门

从表面看来,欲望永远站在是文明的对立,大量“不文明”的行为都源于欲望的自私自利的放纵。然而这是错误的。

作为万物之灵长,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标志就是“文明”,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逐步摆脱生理欲望的驱动,而反过来控制、节制生理欲望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每个个体都适当地节制了自身生理欲望,这些个体才有可能共存共融,组成比较高级的群体,最终摆脱蒙昧,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是人类逐步告别野蛮的标志。但问题在于,人类节制自私的欲望寻求合作的内在动力,最初从何而来?为什么其他动物始终没有获得这种走向文明的“第一推动力”。显然,这是一个无法用科学实证的命题,而只能求助于宗教的信仰或者哲学的预设。在典型的一神论宗教看来,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是造物主所赋予的,其走向文明是必然的。儒学则从自然生化的角度论证,人继承了宇宙本体的全部,而宇宙本体是和谐的、至善的、自足的,因此人也必然告别野蛮、走向文明。

可是,文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消灭人类的生理欲望。一周岁内的婴儿只需要按需喂养,父母不必担心他(她)因为饮食不节而致病,因为在这个阶段,人类的欲望处在一种恰好的状态:生理欲望刚好满足了正常的生理发育。《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这种婴儿的状态。但是到了两周岁以后,幼童由于受到内在欲望的驱使,同时也受到了外部信息的影响,开始无节制地需索(对身体健康而言)并非必要的食物(譬如甜食),那种恰好的状态被破坏了:父母若不加以管制放任其胡吃海塞,必然会损害幼童的健康。于是,《中庸》接着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父母向幼儿所灌输的关于进食的规则,所进行的相关训练,即是最初步的文明。这种文明绝不是消灭欲望,而是企图让欲望始终能够与他人、与社会协调一致——儒学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与他人、与社会协调一致的本质是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个体与外界出于紧张状态的根源,永远在于自身没有领悟到自我内在的完美的德性。

文明的本质,就是不断调适人类欲望与文明的协调一致,即:欲望不但延续人类的生理生命,它还构成了人类创造历史、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同时,文明又要妥善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防止社会成员的主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王宇)

塑造具有传统精神与当代风貌的新国民

一般来说,人们大多依据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习惯,将“文明”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即所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依据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基于这一认识,在我们国家物质文明一直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

虽然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和提及,但终究在物质主导的利益思维影响下显得不堪一击。我们社会道德滑坡,国民素质差,社会风气被严重败坏,社会和谐的根基也很不稳固。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依附物,也不是物质文明之后的点缀品,它应有自身的独立性。如果单凭“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将不免“劣质大国”之讥,社会也终将面临瓦解。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内外兼修,是一项战略选择。

精神文明建设看似一项宏大工程,其实落脚处却在百姓日用之间,在社会每一个细胞、每一件小事上。现在,我们的舆论越来越关注身边的不文明现象,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自我反观和反思的镜子,说明这些不文明现象所引起的他人的厌烦感已经触及了我们的羞耻之心。有一些不文明现象是出于淳朴和无知,我们尚可理解和原谅,并可施以善意的帮助,但这些行为如果是出于“唯我”与“唯物”的无所顾忌,则难以让人接受。

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富裕阶层,但其中有精神自觉者并不占多数。“土豪”这个带有些调侃的词成了不注重个人修养,富而不贵的中国新富阶层的标记,他们有着暴发户特有的豪气和“任性”。当一个社会只以金钱衡量人的时候,土豪们才有任性的资本。“土豪”一词的流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土豪”略带羡慕的嘲讽,嘲讽其精神领域的空虚。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精神境界”非常重要。提高精神境界是许多先贤毕其一生的功课,其间细腻婉转、通透浃洽的滋味,非深入其中不能体会。其实,精神境界的提高过程,是人不断突破私我束缚的过程,是实现精神自由的过程,是人同情万物之心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内心经历洗涤,最终实现对“唯我”和“唯物”的突破,实现无需把抓的自由。这早已突破了我们对“文明”在举止方面的要求。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我们只强调底线意识,那么底线很容易失守。我们并不主张降低人们对美好物质生活的追求,但这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逐步提高标准,使我们国民的精神生命与物质财富同步成长,成为富裕并且望之可亲的大众。

我们今天提倡精神文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塑造具有传统精神与当代风貌的新国民,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史所副研究员  尹晓宁)

 

 

 



【评论】 【打印】  作者:  编辑:朱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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