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吏的俸禄

[阅读: 次] 日期:17/07/17  来源: [字号: ]

编者按:

近年来,据有关媒体报导,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先生,对历朝历代以来的腐败情况和俸禄水平作了一个对比,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大意为:宋朝官员的“工资”(俸禄)在历史上是最高的,“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作为清官的包拯,他的年薪换算成今天的货币,是650万元。(《文化发展与反腐败的一点思考》)可是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他以此证明,“高薪不能养廉”。(《王岐山趣答二月河》)在这里,笔者虽不想讨论高薪能否养廉的问题,也不想辩论宋朝是否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但有一点却不禁使人感到难以理解,就是不知二月河是如何计算出汉、宋、清三代 “工资”的这种差别?实际上,只要稍稍深入研究一下宋代官吏俸禄的人都知道:宋朝官员的俸禄从整体而言,是被后人大大地夸大了的。历史记载表明 ,除少数大臣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以外,占官员总数大部分的低级官员,他们的俸禄并不高,何况宋代官冗,普通官员要得到一任差遣实属不易,故他们的生活还是大有难处。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上无廪给可言。包拯终官枢密副使(正二品),已进入执政行列,以他作为宋代官员俸禄多少的代表,本身就不妥当。又,古今货币、物价、量制在今天实缺乏可比性,宋代俸禄在实际发放中又往往要打折扣,如实行省陌、折成实物发放之类,所以言包拯一年俸禄达到人民币650万元,纯属向壁虚构,不足凭信。为了与二月河先生商榷,我们转载了何忠礼教授在二十年前所撰写的一篇有关宋朝官吏俸禄问题的文章,以供大家参考。

 

 

 

宋代官吏的俸禄

何忠礼

    在论及宋代官吏的俸禄时,以往史学界多存有一种误解,认为当时官员的俸禄都很高,并且经常以清代学者赵翼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1]]这样一段近于夸张性的话作为佐证。

实际上,宋代官吏俸禄的高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这不仅表现在吏人很少吏禄,就是一般士大夫的俸禄也随官品之大小,差遣之有无而大相径庭,即使《禄令》所载的待遇,与实际收入仍有一定差距。根据笔者研究,宋代广大下级官员的俸禄并不高,有的则远远不足以养廉。这种现象往往在少数宰执、大臣高俸禄的掩盖下,被人们所忽视。为此,本文拟就两宋官吏俸禄的实际状况作些分析,并由此考察俸禄不足对官吏生活和吏治所产生的影响。

                                

    宋初,官吏俸禄沿五代旧制,与盛唐时候相比要低得多。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据知制诰杨亿奏称:

唐制,内外官俸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俸钱并减其半,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群官于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俸三分之内,其二分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才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2]]?

奏疏说明,北宋官员的俸禄,至少在咸平以前,除俸钱一项外再无任何“别给”,而俸禄名义上虽然尚有唐时的一半,实际收入要大打折扣:一是改足陌支取为除陌支取。历史上,自足陌到除陌有一个发展过程,“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进入五代,又续有所减。宋因后汉之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3]]。二是半俸中的三分之二只给实物,由于官物保管不善,质量低劣,若出卖,只能得原价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以上两者折算,宋初官员的全部俸禄,约只及盛唐时候官员俸钱一项的五分之一左右。太宗淳化二年(991)九月,据御史中丞王化基奏称,当时官员的俸禄,“以朝官、诸色使臣及县令、簿、尉等所费,高卑相半,折而计之,一人月费,不翅十千”[[4]]。“不翅”虽为“超过”之意,但王化基此处所指俸禄当为除陌,如果以足陌计,恐怕尚不到十千。于此可知,北宋初期官员的月俸,约有半数人在十千以下。

  那么,如果仅以这些俸禄作为基本生活来源,他们的生活状况会是怎样呢?为此,有必要与当时的物价水平作一比较。北宋前期的物价尚较低廉,据笔者考证,在通常年景下,每斗米的价格约在30文到60文的范围内波动[[5]]。按常人的消费量论,每人每天平均需食米1.5[[6]],若以一家20口,每斗米价45文计,每月仅口粮一项需化费4050文。如果说一般人的粮食消费量大致接近的话,那么对副食品的需要,却随着家庭贫富不同而差别十分悬殊。此处姑且不论官僚、地主的奢侈享受,就以当时贫苦百姓的生活水准来看,每人每天酱菜柴盐钱的支出,大约亦需10文左右。如北宋开封府对失去劳动能力的“居养人”,便是按这个标准救济的[[7]]。神宗元丰七年(1084),范纯粹奏:“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伏乞将应系保甲请给钱米旧条并行删修,除盐菜钱依旧支给外,其口食每人并支二升[[8]]。保甲旬上的盐菜钱,也是这个标准。如是,一家20口每月的副食品开支就需六千文。以上两项支出合计,就超过十千文。此外,尚不包括表示官员身份的“僦奴”、“刍粟”及各种应酬、周济与日用钱的支出。

这样算来,对于一个家庭人口较多、月俸又不足十千文的低级官员来说,如果没有别的收入,即使要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亦不可得。故杨亿以为,当时广大官员的俸禄之低,“曾糊口之不及”,核之史实,确实并非危言耸听。如《长编》卷三一淳化元年十月乙丑条载:

        (江东蒋元振)清苦厉节,亲属多贫,不能赡养,闻岭南物贱,因求其官,寄家于潭州,尽留俸禄供给。元振啜菽饮水,缝纸为衣。颇以简易为政,民甚便之。

同上书卷三九至道二年(996)四月戊子条载:

        (查道)从进士得官,为馆陶尉。廉介,与妻采野蔬杂米为薄粥以疗饥……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

真宗景德元年(1004),杨亿因家贫,宁愿不做地位清要的知制诰,而请求去物价较为低廉的江左典郡,他在《再乞解职表》中云:

盖念臣职虽词臣,身乃羁客,扶老携幼,去里离邦。良贱相从三十余口,衣食所给并出于臣。且无负郭之田园,固乏满堂之金玉,凡百经费,只仰俸缗。至若管库之微,亦有走卒以执御;幸从大夫之后,不可徒步而趋朝。又须分钱刀以僦奴,市刍粟而饲马。用度非一,悉数难周,并出于本官俸钱二十五贯中,更无他给……汉臣之饿且欲死,难免侏儒之嗤;孔徒之病不能兴,敢怀子路之愠。[[9]]

《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戊子条载:

        (翰林学士李)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甚多。

又据《宋史》卷四二六《循吏·张逸传》载:张逸进士及第后,知邓城县,有能名。大中祥符间,改知长水县,时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县,贫不自给,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

在上述官员中,既有县尉、县令一类选人,也有两制、知州一类朝官,可是他们或以“啜菽饮水”为生,或以“野蔬杂米”充饥,或依赖借贷度日,有的不惜弃官从商,有的直言“饿且欲死”,人人都苦不堪言。 

    应当指出,俸禄低下的官员在整个宋代决非少数,而占有很大比例。当时,文官分三大类:第一类是通直郎(正八品)以上的朝官,第二类是承务郎(从九品)以上的京官,第三类是作为幕职州县官的选人。三类人的俸禄和待遇,依次有着很大差距。至于具体人数,北宋以哲宗元祐元年(1086)为例,当时自承务郎以上之京朝官约三千人,选人约一万余人[[10]];南宋以宁宗嘉泰元年(1201)为例,有京朝官3133人,选人15204[[11]]。换言之,无论北宋或南宋,低级文官——选人,皆占了文官总数的五分之四左右,再加上部分俸禄不足的京、朝官,如果单纯依靠俸禄为生,大部分官员将会陷入贫困。

    北宋自中期起,物价上涨很快,以粮食为例,仁宗天圣四年(1026),许多地区的米价上涨至“每斗或七十至百文足”[[12]],与北宋前期相比,涨幅已及一倍。与此同时,官吏冗滥日甚,待次时间也随之延长,官员生活继续呈下降趋势,造成吏治的腐败。为此,北宋自真宗朝到徽宗朝,对官员俸禄作了多次调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大中祥符五年(1012)、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163)、神宗元丰官制改革时期(1080年~1084)和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四次。综合《宋史·职官志》所载,调整后的宋代俸禄制度与国初相比,当有以下一些变化:一是给部分官员增加了月俸(职钱),如三师、三公等勋臣,各增加20贯,由原来的100贯增至120贯;御史大夫、六部尚书等大臣,各增加10贯,由原来的50贯增至60贯;正五品以上之朝官,各增加3贯,京官各增加2贯等等[[13]]。二是增加了文武百官的料钱,最高为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和节度使,每月达到400贯,文官中最低为迪功郎,每月亦增加至12贯。三是给地方官以职田。有宋职田,始设于真宗咸平二年(999),然并无认真执行。庆历时重作规定,每名官员可给20顷至2顷不等。四是给部分高级官员和州县官以一定数量的傔人衣粮及薪蒿炭盐刍粟纸诸物。此外,尚有增给、公用钱、给券等各种特殊津贴。

论者或以为,既然宋代官员的俸禄,自北宋中期起已有显著变化,各种添给名目,与唐代相比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概他们的收入已经普遍有了提高。事实却大谬不然。原来这些俸禄的分配,既极不平均,亦非每个官员皆有。以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来看,俸禄之高确实惊人。如从一品之宰相[[14]],就有料钱300贯,春冬绫20匹,绢30匹,绵100两,70人的傔人衣粮,薪蒿炭盐等它物。另外,还有作为寄禄官的职钱数十贯不等。即使是从五品之中散大夫,如出任相应差遣,就有料钱45贯,春冬绫5匹,绢17匹,傔人餐钱约35贯,在京有职钱30贯,出任地方官则有10顷左右的职田。当然,宋代高级官员的收入,远远不限于各种规定的俸禄,他们若遇皇帝登极、生辰及郊祀、明堂大礼,还有大量赏赐可得。除此之外,尚有各种名目的恩例,如生前有赆礼,死后有赙赠等等,每次数量之巨,令人咋舌。何况,他们既无守阙之虑,恩荫制度又可保其子弟人人皆能入仕做官。如此优厚的待遇,使他们有条件过着奢侈的生活。

但是,广大低级官员的俸禄就与之相差甚远,以部分选人(包括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簿尉)为例,他们仅有月俸12贯至15(其中1分现钱,2分折支),粟禄2石至4石,按规定虽还有2顷至6顷职田,但岁租收入多寡不均,有些地方则根本无职田可言[[15]]。即使是《禄令》规定的俸给,也常常受到长吏的剋扣,给高官的各种赏赐和恩荫,更是无从问津。因而,他们所增之俸禄,实不足以弥补由于物价上涨和差遣难得所带来的损失。王安石在仁宗嘉祐三年(1058)论及州县官生活窘迫的境况时就明确指出:“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16]]历任幕职州县官达十余年之久的黄庶,在皇祐五年(1053)自序其所撰《伐檀集》中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细无不与,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然而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按粟麦两斛,折成当时价格,约值一千余文,加上月俸七千文,合计也不过八千余文,其俸禄收入与王安石所说大致相吻合。

在这样的俸禄状况下,北宋中后期生活困难的官员时有所闻。如仁宗朝的洪渥,“以进士从乡举”,“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驰骋,又久不进,卒监黄州麻城之茶场以死。死不能归葬,亦不能还其孥”[[17]]。著名学者石介,天圣八年(1030)以进士踏上仕途,历官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通判濮州等,然而当他于庆历五年(1045)一死,家中便出现“妻子冻馁不自胜”的困境,后来得到其生前好友韩琦、富弼的资助,“分俸买田以活之”[[18]]。卒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许元,年轻时以荫补郊社斋郎,因迟迟不得差遣,只得“力耕以养其母”[[19]]。神宗朝的曾谊,官至都官员外郎,“其家故贫”,然“节廉自重”,“罢吏归,常阖门居,不与人事,或日昃不得食”[[20]]。由此都可以看出他们为官时俸禄之菲薄。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三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乞米,他爱莫能助,戏作一打油诗作答:“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翁?”这首诗,可谓是对当时低级官员贫困生活的生动写照。

                                    

    宋室南渡,俸禄之制参用嘉祐、元丰之旧,惟兵兴之际,宰执请受,略有所减,其后又“悉还畴昔”[[21]],并稍有增给。

但是,南宋物价与北宋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百物腾贵,不仅民不聊生,就是一般官员的生活也大受影响,特别是俸禄低下的选人更是首当其冲。绍兴三年(1133)五月壬戌,宋高宗承认:“自元丰增选人俸至十千二百,当时物价甚贱,今饮食衣帛之价,比宣和间犹不啻三倍,则选人何以自给?而责以廉节难矣”[[22]]。遂下诏给小官增俸。即使如此,仍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涨幅。尔后,“风俗日趋于浮靡,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为官时间短而守阙时间长,使许多官员仍有“不能赡足”[[23]]之叹,甚至屡屡酿成悲剧。史书在这方面的记载,不乏其例。如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九《卢公墓志铭》曰:

        ()择善以绍兴二年赐进士出身,授迪功郎,宣州宁国县主簿,丁母夫人强氏忧。忧除,调黄州录事参军……家素贫,不殖赀产,屋庐庇风雨,藜羹粝饭,一饱之外,淡然自足。在黄州丧其配,贫窭不能归……僦一弊舟,冒长江之险,载其柩以旋。次九江,舟败,几不免。

择善平时的生活,与贫苦百姓毫无二致,虽然长期为官,但官小禄微,经济上仍无所蓄积,甚至运妻子灵柩返乡亦是困难重重,几遭不测。又《朱文公文集》卷七六《金华潘公文集序》谓:

        然公平生廉介自将,自老至少,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丈而已。其清苦贫约,盖有人所不堪者,而处之超然。   

按金华潘公即潘良贵,是南宋颇有气节的一位士大夫,他历官提点刑狱、中书舍人,后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良贵“出入三朝”,官职不可谓低,可生活依然如此清贫。又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九《送赵仕可序》载:

仕可虽宗室子,发迹书生,一寒无援,家又无升合之田,居官得俸,入才支出,官满日归,依然故贫。

仕可虽系宗室子,由于世系浸远,恩荫早绝,已经沦为一个贫士。他一无依靠,二无田地,居官之日,尚有俸禄可支,官满俸停,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又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四《陈公居仁神道碑》记陈居仁知建康府时的事迹谓:

先是,观察推官柳某死,贫不能归,乳妪挟二子行丐于市,公闻之,给以粟帛,命士人教养之。

与柳某情况相类似的还有一个四川籍的赵姓知府,绍兴末年客居临安病殁,家人只得鬻女“以为归葬计”[[24]]。他们死后的境况如此,生前的日子当然也不会好。

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孝宗乾道八年(1172)通判夔州代归前夕,致信丞相虞久文,历诉自己的贫困生活,请求获得一个新的差遣,其谓:

        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峡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为穷,则是天下无穷人。伏惟少赐动心,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则使可具装以归,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不赖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穷可哀而已。[[25]]

可以想见,陆游若于此时发生意外情况,前面所述柳、赵两家的悲惨遭遇,必将在他家重现。

     在论述宋代官员俸禄问题时,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为什么历史发展到宋代,官员的俸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二是既然大多数官员的所得俸禄低于实际支出,为什么像上面所列举的贫穷官员仍然只是少数?对此,有必要进一步作些探讨。

    对于第一个问题,须从官员的出身及其家庭状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官员的出身来看,赵宋政权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最终完成了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表现在选举制度上,科举已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并彻底废除了李唐以来“请托”、“公荐”等一系列荐举制度的残余,实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26]]的取士原则,这样便使得一大批出身贫寒的士人,有可能通过科举脱颖而出。如北宋政治革新派的先驱王禹偁,《宋史》本传言其“世为农家”,依靠大臣毕士安的栽培才考取进士。仁宗朝号称贤相的李迪、杜衍等,皆出身贫苦,尤其杜衍,是一个遗腹子,“其母改适河阳钱氏”,“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27]]。其年轻时期生活窘迫的境况,可以想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宋代名臣范仲淹,及第前的处境,与杜衍十分相似。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宋史》本传说他幼年“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看来家境也不好。进入南宋,士人攻苦食淡,由科举踏上仕途者,更比北宋为多。有相当一些贫士,他们一面授徒,一面从事举业。如孝宗淳熙二年(1175)中进士的刘德礼,其父遇“为乡先生,授徒十数百人”,去世后,德礼因“母老家贫,复以授徒为生”[[28]]。著名政论家陈亮,早年“贫不能自食”,乡人徐某欲以己子托其教导,“而使食焉”,他始则推辞,“其后计穷,竟出此”[[29]]。光宗绍熙四年(1193),亮终于考取了进士第一人。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榜进士第一人蒋重珍,家世代穷苦,“诸父七人,或夭或贫”,重珍幼孤,“年十七,为人授小学,有襦鹑结,忍敝以待束修之入”[[30]]。贫士入仕前,除教书外,也有人从事小本经营[[31]],及力田、受雇乃至以借贷为生计者。这些人出身贫寒,一旦跻身仕途,由于“且无负郭之田园,固乏满堂之金玉”,“凡百经费,只仰俸缗”,经济上就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在宋代,凡是生活贫困的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之人,恐怕决非偶然。

其次,从当时的家庭状况来看,宋代家族制度盛行,祖、父在而别籍异财又为法律所不允,尤其当理学弥漫朝野以后,受其影响,一般士大夫之家,每户数十口乃至上百口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家庭状况,使得许多官员的负担十分沉重,即使俸禄较为优厚,一按家庭人口平摊,就变得不容乐观。如上面提到的杨亿,他即自谓家有“良贱相从三十余口,衣食所给并出于臣”。石介在《上王状元书》中云:“石氏自高、曾以来,以农名家……有故田三百亩。逢岁大有,囷不满三百石,食常不足。赖先人禄赐,介又幸有秩,姑逃于冻馁之患。先人没,禄赐绝;介服丧,秩亦阙,专以田三百亩,衣食夫五十之口”[[32]]。王安石在入仕初期《上相府书》中自谓:“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养于家之日久矣,徒以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禄,以至于今不能也”[[33]]。被称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与苏公先生简》中说:“家叔至今虽已改官,尚滞京师未还。老幼夏间多疾病,更遇岁饥,聚族四十口,终日忽忽无聊赖”[[34]]。到了南宋,家族制已发展到顶峰。楼钥《攻媿集》卷一○二《知婺州赵公墓志铭》,言太祖九世孙、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出身的赵师龙,“家素窭,忍贫如铁石……观者若不堪,而公以数十口处之泰然。”而楼钥本人,在登第前,也是“阖门百口”,生活“仅免寒饥”而已[[35]]。上文曾经说过的刘德礼,家中人口也有“数百指”(按:十指为一人),《行状》言其“蔬食终日,皆无愠色”。又《朱文公文集》卷九二《君彦远墓碣铭》,言太宗七世孙赵善应(彦远),“内外诸孙合贵贱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无间言”。著名理学家陆九渊《象先生全集》卷二八《陆修职墓表》自称:“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可谓俯拾即是,说明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家族负担确实不轻。

隋唐以前,门阀士族出身的官员布满朝野,家族制度也远没有两宋那样盛行,他们一旦入朝做官,除俸禄外,还有职田可以作为生活保障,故很少有为经济问题操心的,即使俸禄菲薄,生活也不会陷入窘境。进入宋代,官员再不授与职田,从而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些白屋书生的家境固然不好,就是大臣后裔,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加速而大量走向没落,致使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36]]的感慨。虽然某些人有文化上的优势,容易通过科举找到出路。但入仕以后,对多数官员而言,却因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各项官场应酬与开支,待次时间的延长,对俸禄不足发生了兴叹。尤其在“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的刺激下,俸禄更成为宋代吏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既然当时大多数官员所得的俸禄往往不敷支出,为何从史籍记载来看,生活真正贫困的官员依然只占少数?笔者以为,这里除了少数人确实坚持高尚节操,安贫乐道,或受虚荣心的驱使,耻言贫困以外,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部分官员出身于官僚、地主等富裕之家,他们广占田宅,多积金银,即使俸禄不足,亦足以维持生计。这些人中,以恩荫得官者居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俸禄虽较一般科举出身者为少,却甚少有贫困者的原因之一。当然,以科举得官的人中,也有入仕前家境十分富有的,最著名的恐怕要数真宗朝的寇准和绍兴初年的李纲,史言他们的家产皆“过于国帑”。至于上文提到“专以田三百亩,衣食夫五十之口”的石介,也勉强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位,比他家境好得多的官员当然还有很多。

二是某些官员的家庭人口较少,负担相对较轻。如有“宋初三先生”之称的孙复,入仕前家中只有老母一人,他早年向范仲淹索游上谒时,自言:“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37]]。北宋大臣范仲淹、杜衍、欧阳修、包拯等,南宋大臣赵鼎、彭龟年、谢深甫、崔与之等,或是孤儿,或出身寒微,入仕前的家庭人口也一定不会很多。

三是依靠种种不义之财得以摆脱贫困,甚至成为暴富,这当为贫宦不贫的最主要原因。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另作论述。   

    如果说,宋代官员的俸禄尚只是多少之差,那么,宋代胥吏的吏禄却是有无的差别,而且极大部分胥吏是没有吏禄的。

    宋代的胥吏分两大类:一类属于三省、枢密院、尚书六部、诸寺监丞、在京仓库等中央机关;一类属于地方州县衙门。中央机关的胥吏,人数较少,北宋后期,三省及枢密院吏额仅1689[[38]],若加上诸寺监丞、在京仓库等胥吏在内,人数亦不足三千人。州县胥吏则名目不一,人数繁多,且职掌与来源各异。从名目来看,可分公人和吏人两种。大体说来,公人以主管官物,课督赋税,逐捕盗贼,供奔走驱使为职责;吏人以承办衙门公事,协助书抄、处理文案为任务。他们之间虽有分工,却又有密切联系,易于互相勾结。

自宋初以来,中央机关的胥吏一般由市井应募而来,有些甚至还是屡试不第的读书人。他们虽有吏禄,但数量不多,以三司下属负责驱磨州郡籍帐之吏为例,每月仅7贯左右[[39]],其他部门的吏禄大略亦类此。因而,他们每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钱,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员,实无心推究人枉直”[[40]],甚至“以货之多寡轻重,为事之枉直”[[41]]。偷盗官物、勒索财货者比比皆是。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癸未,宋廷鉴于“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的严重状况,颁行“重禄法”(又称“仓法”),一方面给在京仓库主典役人岁增18900缗以养廉,另一方面则从严惩治他们的贪赃不法行为。“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得不纵”[[42]],“重禄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在王安石的提议下,“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余万缗”。[[43]]

州县胥吏的情形就比较复杂,它作为一种职役,其来源前后不尽相同。熙宁变法以前,实行差役法,皆以乡户充,作为征罚,亦偶有以赃吏配诸州充衙前者。变法后,改行募役法,雇人应役,罢乡户而用市户。北宋后期,群臣对差雇利弊争论不休,结果出现了差、雇、投名、子侄继替等多种形式。不过,在自愿充任的胥吏中,豪横不逞之徒和配吏占了很大比重,一些重要职役大都为他们所把持。南宋情况与北宋后期大致相类似。  

宋代的州县官,一般二三年一替,任满后即等待另行选调,他们视官舍为传舍,并不关心地方政事。加之州县事务繁杂,赋役五花八门,法律条文不可胜计,对于那些由科举或恩荫入仕的官员来说,实在不堪其负担。于是有关征粮派课,簿书期会,乃至官司曲直,只得一切惟胥吏是听,甚至一步也离不开他们,从而出现了胥吏犯罪刺配,县官向监司求情,请求暂缓执行,或是将他们“收伉藏匿”[[44]]的怪现象。如遇贪浊之官,他们的剥削诛求、贪赃受赇,更需胥吏作为爪牙和帮凶。于是,州县的权力就多半落入此辈手中,他们或控制纲解首尾、户口版籍,或掌管案牍文书、治安狱情,上可勾结、要挟州县长吏,下可欺压善良百姓。故叶适称当时是“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45]],此实为对宋代胥吏制度的真实写照。

    那么,宋代州县胥吏在经济上的待遇又是如何呢?核之史籍,神宗朝以前,州县衙门中的胥吏,除州的司法吏人,因事涉刑狱大事,稍有一点廪给外,其他人皆作为职役负担,并无廪给可言。徽宗政和三年(1113),州县狱子虽一度实行过重禄,但到宣和间即罢[[46]]。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七月,始“敕诸路万户县以下,置刑案推吏两名;五千户县以下,置一名”,“每月请给以本州州司理院推司所请,叁分为率,月给贰分”[[47]],从而成为惟一有吏禄的县吏。

论者或曰:北宋熙宁变法后,实行募役法。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起,又逐步推行按役户多少、职役轻重,出钱买田,再以所收田谷助役户轮流应役的义役。这样,是否有相当一部分胥吏得以用役钱或义役田谷作为吏禄呢?笔者认为,吏禄是国家定期给予胥吏的一种俸禄,它虽比官员的俸禄低得多,但毕竟尚可用以养家糊口;而役钱则来自民间的各项摊派,数量之少,仅是对应役者的一种津贴而已。如熙宁二年(1069),“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免役和助役)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48]]。此处虽不知道开封县胥吏的确切人数,但对照宁宗嘉定年间台州的胥吏人数,事务繁剧的开封县大概也不会少于数百人[[49]],以每月平均论,则每人所获役钱不过数缗。熙宁四年四月,许州罢衙前管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50]]。以往衙前的役钱,恐怕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何况,从考察宋代免役钱和助役钱的使用情况中可知,实际上它大部分落入国库,真正用于役钱支付的绝少,故所谓募役者,大多为“名募而实差”[[51]]。到了南宋绍兴五年,朝廷应臣僚奏请,借口“州县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最终停止了役钱的支付,将它作为经制钱,全部上缴国库。对此,马端临深有感叹地说:“按役钱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雇役之值或给或否,中兴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说,尽取之耳。今乃谓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又谓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夫当役者岂有不肯请雇钱之理?而不行支给则州县之过……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经制之窠名,所谓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52]]。至此,免役法已被破坏殆尽,役钱亦仅成空名。

乾道五年后,继之以来的义役法,由于豪强地主的破坏,存在时间更短,“曾未二十年, 更革几无复遗,而受害者大抵如故”。[[53]]

    总之,无论役钱或义役田谷,对应役者而言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很少有实际意义。

差役对于宋代应役者的影响,与役之轻重、内容有关,更随役作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对众多善良的农户和安份守己的中小地主来说,一旦负担了繁难的差役,轻则赔物赔钱,重则倾家荡产,所以他们视差役为畏途,千方百计地要加以逃避。对于那些豪横、恶霸、奸猾刁民等人而言,提任州县吏职正是他们勾结官府、渔肉百姓、欺凌乡里的好机会,尽管没有廪给,投名应募者仍不乏其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高宗朝末年的官员王之望说:“方今郡县之间,为民之害者,莫大于公人无赖不逞之徒。散出乡村,乘威持势,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货财,秋取稻禾,夏求丝麦,稍不如意,鞭絷随之。民之畏怖,甚于盗贼,而郡守、县令不严禁约戢。又征税场务,私入猥多,皆鲜衣美食,肤体充盈”[[54]]。陆九渊进一步指出:“今风俗弊甚,狱讼繁多,吏奸为朋,民无所归命。曲直不分,以贿为胜负……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使然也。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55]]。以上几人之言,正道出了两宋吏治败坏的又一个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宋代的刑政建设颇有建树,仅举其荦荦大者,便有更定《刑统》,重颁《编敕》,除科举出身者行司寇参军之职,立京朝官试法优迁之制,创详覆、奏谳之法等等。此外,还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审刑院、提点刑狱司两个机构,以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和案件的审理。法律之完备亦可称第一。仅以《宋史·艺文志》刑书类所载,有关法律的著作就有221部,计7955卷,比任何朝代都多。凡此种种,若按常理而论,政治清明似不成大的问题。其实则不然。纵观两宋历史,尽管朝廷对官吏贪污屡申禁令,但收效甚微,赃吏之多,性质之严重,与黑暗混乱的唐后期及五代相比,并无多少差别,致使一些较为正直的士大夫发出“今夫蠹国害民,莫甚赃吏”[[56]]之叹。

    宋代赃吏所以如此之多,一般多归结于封建统治者的执法不严和官吏本身的腐败所致,而很少从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不能说是全面的和有说服力的。

仓廪实而知礼义,这是中国古代一句有名的格言。有人因为历史上不乏贫贱志不移”的人,更多“饱暖思淫欲”者,而对这句话颇持批判态度。但是,道德、情操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仓廪实而知礼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一种观点。官吏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合理的俸禄作为保证,就不可能产生守职的官吏,不管采取何种严厉的措施,要长期杜绝他们的贪污活动也是不可能的。诚然,俸禄高的也有贪官,俸禄低的也有廉士。但从总体看来,俸禄高低与贪官多少呈现出明显的反比:宋代宰执大臣中贪赃枉法的行为,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州县一级的贪官污吏则多如牛毛,这就决非偶然。

    实际上,宋代一些政治家也了解俸禄低下对吏治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3)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指出:“咸平已后,民庶渐繁,时物遂贵,入仕门多,得官者众,至有得替守选一二年,又授官待阙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复于守选、待阙之日,衣食不足,求人贷债,以苟朝夕,到官之后,必来见逼。至有冒法受赃,赊举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既作负罪之人,不守名节,吏有奸赃而不敢发,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于是贫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比屋受弊,无可奈何”[[57]]。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杨万里在给宋孝宗的一个奏疏中亦说:“士之贫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禄既薄矣……其或州县之匮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悦者,有终岁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责以往也,而饥寒以居也,狼狈以归也。非大贤君子,谁能忍此?而曰:尔无贪,吾有法!’岂理也哉。”[[58]]以上两人所言,说明在宋代除了所谓“大贤君子”,即极少数被公认为清正廉洁之士者外,不胜其贫的官员,都是通过形形色色的贪赃枉法活动以弥补俸禄的不足。范仲淹认为这些官员的贪污对吏治危害很大,但都是不得已之举。杨万里甚至认为,若不解决官员的基本生活来源,单纯以法律来禁止他们贪污,是不合情理的。这种“贪污有理”的论调,居然出于著名大臣之口,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一种普遍认识。由此可见,宋代贪官所以猖獗,而朝廷对此却软弱无力,不能坚决加以禁绝,俸禄过低确为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以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往往不足以养廉。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上无廪给可言,他们大多依靠“受赇为生”。这一切,都对吏治产生了严重影响。赃吏之害,看上去似乎是“癣疥之疾”,实际上却极大地加剧了阶级矛盾,动摇了封建统治。宋代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究其原因,大都与反对贪官污吏有关,这就是一个明证。

 

                                  (原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

[2]《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八》;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六《次对奏状》。

[3] 洪迈:《容斋三笔》卷四《省钱百陌》。

[4]《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二。

[5] 参见拙文《关于北宋前期的粮价》,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6] 孝宗淳熙八年(1181),知南康军朱熹奏称:“右臣……劝谕到本军人户黄澄等出备米一万九千石赈济饥民……大人一斗五升,小儿七升五合,足为半月之粮。”(《朱文公文集》  卷一六《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之二《帖黄》)此可视为宋时口粮之较低标准。

[7] 参见《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

[8]《长编》卷三四二元丰七年二月辛未条。

[9] 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四。

[10]《长编》卷三八六元祐元年八月辛亥条载监察御史上官均奏疏,中谓:“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一万余人。”按朝议大夫以上为正一品至从五品的大官,人数甚少,故本文将全部京朝官合计为三千人,估计出入不大。

[1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天圣至嘉泰四选人数》。

[1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一二。

[13] 参见《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定百官俸诏》。

[14] 按南宋时,改左右丞相为正一品,见《宋史》卷一六八《职官三》所载。

[15]《宋史》卷三三三《卢士宏传》载:“先是,圭田多虚籍,士宏考校,令随实以输,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损七八,文彦博、包拯以廉能荐。”又,《宋史》卷一七二《职官十二》载:“二广、福建有自来无圭租处。”

[16]《临川集》卷三七《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17]《曾巩集》卷四八《洪渥传》。

[18]《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四《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19]《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三《许公墓志铭》。

[20]《曾巩集》卷四二《曾君墓志铭》。

[21]《宋史》卷一七二《职官十二》。

[22] 熊克:《中兴小纪》卷一四。

[23] 洪迈:《容斋四笔》卷七四《小官受俸》。

[24]《宋史》卷四一五《袁韶传》。

[25]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三《上虞丞相书》。

[26]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27]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28] 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刘君行状》。

[29]《陈亮集》卷三七《徐妇赵氏墓志铭》。

[30]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七三《顾夫人墓志铭》。

[31]如《朱文公文集》卷九三《朝散黄公墓志铭》载:“公资刚介,自少即刻苦自厉,家贫,鬻麴于市,而挟书随之。”

[32]《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四。

[33]《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四。

[34] 秦观:《淮海集》卷三

[35] 袁燮:《斋集》卷一一《楼公行状》。

[36]《曾巩集》卷四四《徐君墓志铭》。

[37]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四。

[3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省部枢密使吏额》。

[39]《文献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

[40] 王安石语,参见《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乙巳条。

[41] 参见《长编》卷三七七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条小注。

[42]《长编》卷二一四。

[43]《宋史》卷一九九《刑法一》。

[44] 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违法害民》、《责县严追》条。

[45]《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

[46]《淳熙三山志》卷一三《版籍》。

[47]《庆元条法事类》卷五二《公吏门·职制敕》。

[48]《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

[49] 据《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载,嘉定间台州15县,共有胥吏1178人,

平均每县有近236人。

[50]《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

[51]《水心别集》卷一三《役法》。

[52]《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53]《琴川志》卷六《乡役人》。

[54] 王之望:《汉滨集》卷五《荆门军替回论禁约公人下乡奏议》。

[55]《陆象山文集》卷八《与赵推书》。

[56] 蔡戡:《定斋集》卷一《议治赃吏法状》。

[57]《范文正公集·奏议集》卷上;《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

[58]《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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