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给我四个字:诚信、节约(Ⅰ)

[阅读: 次] 日期:17/07/21  来源: [字号: ]

【杭商口述史】

父亲留给我四个字:诚信、节约()

 

我们家祖籍在河南,是北伐之前到杭州来落户谋生计的。

我父亲叫段景葆,他最早是在参店里做学徒的。他的老师就是现在杭州著名画家唐云的父亲叫唐景潮,唐云现在在杭州西湖边有个唐云艺术馆。唐景潮是我们父亲做生意的老师,他在珠宝巷开一爿参店,那个时候这条街要么做珠宝店,要么做参店,我父亲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做学徒。我父亲从参店学业出来以后,自己先后开了两个参店,那个生意很好的。之后他就到外面做其他事业,做什么事呢?去农村收集蚕茧,收来后卖到上海去,给上海的纱厂和缫丝厂。然后再跑到上海的市场里买回加工好的丝织半成品,运回杭州织绸缎,在开元路的昌记绸厂里织绸。现在这个地方正是开元路与青年路的交叉口,是杭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当时织好的绸缎放在元昌绸布庄里卖。我父亲这一条路是全套的,从收茧子到上海加工丝织半成品,然后到杭州织绸,最后卖丝绸。在那个时候就采取这个办法,生意慢慢越做越大,自己家里也开了卖丝绸卖布的店。原来的参店也继续经营着,生意蛮不错的。

1920 年出生,从小念私塾,后在辅仁小学读书,就是现在的皮市巷内的宗文小学,小学读过了接着读中学。中学呢,就在皮市巷的宗文中学,就是现在的杭十中。我家有祭祖的两种习俗:一种是年初在家里祭祖,案桌上面供一点菜;另一种就是清明上坟、冬至烛香。这些活动虽然不算沉迷,但相当虔诚,就是教育你懂得感恩,约束你做好人、做善事,不去干昧良心的事情。

但我在 1936 年十六岁的时候就不读书了,跟着父亲参加工作了。为啥呢,因为我父亲事业外面很多的,他一个人照顾不到,没有帮手也成不了,他没有办法,书也就不要我读了,要我脱离学校去参加工作,去搞企业。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尊重父命,我们十个兄弟姐妹,四男六女,我是长子。现在兄弟姐妹中已经有三个过世了,健在的还有七个。

当时,我参加工作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中山中路羊坝头,叫元昌绸布庄。这个企业是父亲跟几个朋友合伙开的,我父亲的股份占百分之八十,还有两个股东,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俩各占百分之十。

我开始工作就在这个企业里面学习,做学徒,我们店里还有一个股东姓韩的(韩锦生),他做我的老师,白天我就跟他学做生意。这个时候物价没有多少波动,生意也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况。当时国民党搞过一个法币改革,我们企业里的员工一月法币大约能拿十元钱左右。但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很短,1937 年日本军队打进来,开始全国抗战了。

抗战初期,我们全家都去避难了,把杭州城里的企业关掉,把设备和物资搬到余杭,就是现在三墩这个乡下地方。为了维持生活,避难避了一年后就在三墩把店开起来。日本侵略时,做生意的碰到大灾难了,一般逃难逃出去,财产、业务都毁掉了。但我们家的运气还不错,为啥说不错呢?我们家逃到乡下怎么还能继续经营呢?这就是我父亲平时结的缘,关键时候就会带来机遇,看你能不能抓住。我父亲事业心很强,做事情很自信,他就能抓住机遇。民国时有人员结对的这种风俗习惯,什么叫作人员结对呢?余杭这一带有些个地主平常进城来杭州,要在城里认个熟人朋友,好落脚。他们中间有一些就歇在我们家里,和我父亲一起搓麻将玩玩,关系很好的。他们来杭州时在生活和行动方面得到过我们的照顾。当我们有难时,就去他们乡下那里避难了。他们在山坳里,日本军队来不了的地方,所以财产能够得到保护。选三墩这个地方继续做买卖很有眼光,那个时候杭州人都知道三墩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在抗战期间是在杭州到内地的主要交通线上,也是跑生意的一个集散地,生意很兴隆的。

我们避难下去的时候,主要带了两种商品,就在三墩这个地方继续经营。一个是绸缎和布,开了个店卖布料,还有一个业务是开参店,卖参之类的保健品。一开始没多少生意,后来慢慢好了。这个商品带去多了,能够换成钱,换来钱再去做别的买卖,生意做得相当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有个因素起了作用,就是内地(国统区)物资的稀缺,我们通过我们的渠道帮着把东西送到内地去,绸、布,其他东西也做的,西药我们也做的,战争时期西药最缺了,我们也尽力满足这种需要。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家赚到了一笔钱。

但做生意的风险也很大。战时的经济秩序比较乱啦,那个时候物价每天也是要涨的,物价波动很厉害,全靠这个商品卖掉,马上新的商品就要补进来,否则要亏本的。最大的风险还是交通线管得很严,日本人进进出出,要检查的,进货运货很不容易。我们把商品从上海运到杭州,再从杭州搬到三墩,在这个地方销掉,要过多少日本人的关口啊!要躲避他们的检查,冒风险的,风险还很大的,但最后结果还可以,没有遭受大的挫折。所以后来在合适的时候,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往城里发展,把三墩的企业盘给当地人,回到杭州。

我们家是1942 年返回杭州的,还是落脚羊坝头一带,我们一个亲戚有爿店开在这里。我家里面有十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二,男的当中我排老大,上面有个姐姐,姐姐已嫁人,姐夫他们家是开元泰布庄的,就是现在的中山中路212 号,这个店,就是我们家后来发展的一个地方。我爸爸的亲家是元泰布庄的老板,我们两家结亲了以后,他的年纪比我们父亲大,他老了不愿继续做买卖了,想退出,要我们父亲进去接手。我父亲就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资金短缺,我父亲进去时股份占到百分之八十,掌管了元泰布庄。我们家原来的元昌绸布庄就撤销了,元昌的资金进到元泰里边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问题,一个最难办的事情是,元泰布庄这个房子原来是三层六开门的,大概占一亩多地。房子的产权属于原来老板的几个亲戚,房东有三个,他们都没有股份,要我们付房租的。那个时候中山中路这个地段前景很好,大家要抢这个地段做生意,竞争很激烈的,对这三层六开门的店面房,别的人家也想来挖,房子是哪个的,哪个就有权利开店。我父亲为这个事很花心思,后来他攒钱把中间的两间先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别的老板再想插手就觉得困难了。所以呢,我们家老早积蓄的钞票都投到买这个房子上边了。一直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最后两间房子,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面积,钱没有付清,新中国成立之后再付一笔钱给他,全部完成收购过程。从当时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资本家命运怎么样?都心里没底,你还要买房子?我父亲说:这房子大头都去了,小的也买了。那个时候买房用金子的,一共要二百两金条,最后付的这一笔是十两金子。

回杭州的头几年算是打了基础,站住脚了。1945 年抗战胜利后,我们的企业又可以正常经营了。接了元泰布庄以后我们家的生意有很大发展,全部职工有三十多人,我父亲当经理,我做副经理,管理人员不多的,就是仓库(是个职务)、会计、收货员。过去店铺当老板的,有下铺子的老板,有不下铺子的老板,自己不下铺子的,就聘请经理来管理。我们店里的事都是自己管的,我们吴老(春达,编者注:杭州复大纸行经理,详见后文),他的爸爸是老板,他本人是小老板,但是他爸爸聘请另外人做经理的,所以这一段时间的事情,你问他,他知道的不一定具体。什么事情一定要做了才有记忆,所以你们问我,我这么大年纪了,但做过的事情就记得牢。

载于《杭商口述史--原工商业者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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