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给我四个字:诚信、节约(Ⅴ)

[阅读: 次] 日期:17/07/21  来源: [字号: ]

【杭商口述史】

父亲留给我四个字:诚信、节约()

    

公私合营中我们家的企业得到改造,要清产核资的,这个资产是拿定息的依据,我们企业核了差不多八万元,六开间三层的房子,一亩多地皮,还有一些商品、财产,统算起来。那个时候能有八万资产也算不错了,所以说,民国时候搞企业关键是要有很大决心,因为竞争很大的,我们家很节约,能够达到这个规模,也不错了,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至于后来说都被改造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股权是拿定息的依据,我们家这样子分配:我父亲百分之五十,我百分之二十,有一个姐夫百分之二十,我还有一个兄弟百分之十,因为这个兄弟也参与企业工作的,但不管行政。兄弟姐妹这么多,哪个在企业里工作,股权归哪个。我跟我弟弟参加到公私合营的企业里去了,我跟我弟弟有企业股份,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的,那时候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弟弟现在已经过世了。我们家的企业,在公私合营之前,我父亲是主要负责的,公私合营之后,我是主要负责的,不过这个主要负责的已经没有实权了,就是一个元泰布庄私方代表的名头。

经过公私合营,我们家的企业归公了,以后就是拿拿定息了,房产已经不在了,我们家房子成了五联公司的第二门市部,五联公司撤销以后,又变成小百货批发部。这个老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旧城改造过了,现在是中山中路212 号,靠清河坊这个地方。经过公私合营,棉布行业的杭州的老字号厂店只保有十七个了。

公私合营后,我父亲他还是乐观的,那时他大概七十岁左右。原来我父亲在企业里拿工资的,公司合营之后,企业的名称没有了,就安排到一个董事会里,照顾性质的。当时政策还是好的,给他安排的是杭州市纺织品服装公司董事会的董事,董事长年龄比我还小点,他是官方的,公私合营代表商业局的。

我父亲这个董事一直当到文化大革命前,有工资的,但他的工资没有我高,董事会的董事不算国家干部,就是董事会的董事,工资都很低的,比他在企业时的工资降了一点,不过跟工人比,工资也还算可以。他的安排还算好的,因为那么多老板,当董事会的董事有几个呢?一个两个差不多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安排进去的,我们杭州市整个棉布行业就是两个,一个是中联公司的,一个是我们五联公司的,安排了我父亲也是应该的。但是纺织品服装公司的事情他是不管的,在董事会里,我父亲一开始搞点行政工作,后来就在董事会里边挂挂名了。他在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受到尊重的,运动来了对他影响不大,因为上面都掌握情况的。那时候开始他就身体不好了,但心情还好的,老父亲后来活了八十多岁。文化大革命时候还在,那时揪他上街游行的时候心情差了,他这么多的事业,都一去不返了,最后自己还挨批斗、受侮辱,心情哪里好得了,后来就去世了。

根据企业公私合营的时间,我的工龄从1956 年算起,后来当经理也不加工资的,每次加工资我们都不动,工人加上去,等于我们下去了。再有这1949 年至1956 年这七年间的工龄少掉了,我们退休后的待遇比同时代的工人都差一点。我们老一辈工商界人士,就是这个思想问题没解决,就是工龄问题想不通。

公私合营之后,我也安排职务的,在棉布公司当副经理,管行政,还有另外一个副经理管业务,上面有一个管总的经理。我的工作主要是跑外面,开会啦,跑工商联啦,业务全部生疏了。后来把我调出来,调到棉布行业上城区区店担任副经理,当时杭州市每个区都有个棉布业的区店,是整个区里最大的棉布店。企业变国营的了,人呢?变公家人了。但是后来又全部变化了,店进一步扩大,叫棉布服装区店,再变为上城区百货公司区店。在这一次次的变动中,我同原来的企业脱离得差不多了。

1966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高义泰布店做经理,首先就受到冲击,为什么先搞我?当时商店里当经理的有两个人,一个我,一个你们知道的董涤尘,那时候两个人一起做经理的,杭州就我们两个人。在我去当经理之前,有一位正经理,是公方的代表,姓李,我去以后改为我签单,使用的公章也是我掌握,他就靠边做副经理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打倒了,后来他自己也被打倒了,吃苦头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抄我的家,抄家损失大的,家里总有点东西,全部都拿去了。后来,有些钱有退回来的,东西没有了。我老父亲受的冲击比我大,扫地出门。从原来的家里被赶出来,暂住在原来店铺的后面,后市街王衙弄这个地方。我们店铺前面是中山中路,后面是后市街,当时公私合营,后面没有合进去,还留下一部分,很小的。这个房子算作私房,但是我不住那里,我爸爸住那里,我两个兄弟住那里。扫地出门就是让你只能把生活必需品拿点走,住到别的地方去。

我被批斗一阵子后,经理职位是自动解除了,去店里做一个营业员,一干好多年,从1966 年到1979 年。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截,他们开始试用我了,一个部门交给我管,做棉布柜的柜长。文化大革命中当营业员时,和别人在一起多少是有点受气,大的形势上有歧视的,你是改造对象嘛。但是慢慢地大家关系也缓和了,特别是工作当中都还好的,因为有些是我的学生,有些是我的亲戚,有些事情他们还是要问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进来的青年职工,他业务不熟悉还需要来问我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叫我做柜长,就是这个道理。

到后头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再拨乱反正。我们家的房子还回来,过程蛮麻烦的。我们住的房子被造反派头目强占进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为落实私房政策,要把这批人清退出去,却拖了很长时间。房子是后市街102 号,现在没有了,拆迁了,我们两个兄弟分到拆迁房。

1979 年落实政策我不做营业员了,1980 年我就到退休年龄了,这时候店里要我留下再干一段时间,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的职工进来,有些业务知识、业务情况不熟悉,需要有老职工带他们一带,帮他们提高业务水平。这样我又做了两年,到1982 年我从企业出来,出来后仍旧一半搞业务,一半参加工商联工作,搞到1997 年再退休,那时候已经快八十岁了。

这以后我就主要在工商联活动,一直到现在。杭州市工商联代表大会最近刚召开过,我参加了;杭州市民建代表大会我也参加;上城区工商联代表大会我也参加;民建上城总支开会也叫我参加,我现在九十多岁了,还聘我做夕阳红支部副主任。现在可以讲,要在这五个部门都参加活动,杭州就我一个,其他人要么这两个,要么那两个,五个部门都参加没有的。现在杭州市工商联还有二百六十八个荣誉会员,这里面我年龄排在两三位吧。我这一生起落很大,波折很大,但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国家,信心都是有的。

孩子的情况后来都还好的,大体上么,老大在上城建筑设计院工作,搞设计的;第二个孩子在杭州龙山化工厂,在企业办公室里工作;第三个孩子是做生意的,在杭州绸缎商店。现在大的不在了,其他几个都在,也全部退休了。

现在我自己生活,不跟孩子住一起,但孩子们都会来照顾我的,感觉还是蛮幸福的。

载于《杭商口述史--原工商业者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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